全文提要：
引言
一：必须老调重弹八九历史六四暴行
二，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三，“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
四，中外比较：八九民运达“和理非”极限
五，东德民运：跨越阶级光谱的底线
六，波兰民运：屡败屡战的自由弦歌
七，东欧民情底色
八，八九遗产
三，“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
清末废八股，兴策论，举中国之士子，尽为权力之耳目。当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倾力废夏纳夷、全盘西化，却并没有在行为上把自己跟他们批判的文人传统划清界限：议政为权患，献策于朝廷，这类作文，近年依然随着权力姓氏的轮转而时见时新。以至于即便反观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民间民主浪潮，也希望合于当局的节拍，顺其势，应其声，展其志。
这是直接诉诸权力集团的智能面对民众抵抗运动所实现的对象转换，本质上，它依然是以官方步调为主导的一种方式。中国自由知识界奉为楷模的陈寅恪和他的挚友吴宓们，是不屑于此的。余英时先生也温和地指出过当代中国知识人这一自作多情的通病。
我不否认这种自命为朝廷重臣的传统文人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假如贯穿于体制内部的改革机构并遇到开明官员，或可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方式很难无缝隙衔接到民间，除非权力集团看取民意，主动让步。
对八九民运而言，策论思维模式的麻烦不仅在于它的权力思维之嫌，即便从现实层面看，也难以奏效，盖因八九民运是自发的、应运而生的群众民主运动。它既然兴起成势，成为民众意志的载体，便难有少数精英意志运作的空间。具体看，八九学运中几乎每一个临时机构的诞生都是应运而生；几乎每一个领袖出现都是顺势而出，参与者和亲历者皆可证明，学自联，外高联，纠察队、工自联，知识分子联合会、新闻快讯……这些组织或机构的组成和建立，均无预谋，无策划，一蹴而就，得成于势。历史准备好了高地，只看谁愿意并且能够站上去！它托举站上去者成为领袖，不理睬企图拖拽它的精英。这是（八九）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八九）时势。
时势就是民意，就是运动的主体——学生的意志，顺者卷入漩涡中心，逆者冲到边缘。广场上重大决策的兑现、计划的执行，都有一呼百应的前提，都顺应了（而不是悖逆了）学生们的意志。而策论性思维，是官僚政治的衍生物，不是群众运动的指南针，试图以此种思维定势来逆转或左右学生的意志，不仅技术上无法做到，实际上也难以奏效，当时多名知识精英到广场公开喊话，发表演说，劝退学生，竭诚尽力，无功而返，就是证明。
四，中外比较：八九民运达“和理非”极限
学生最初的诉求意在民主，退而求其次要求仁政，仁政还是过于天真而“过份”了。具体地说，学运最初目标是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反对官僚腐败，继而要求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这个诉求显然无效，转而要求与当局平等对话。老人帮不肯退让，对话无诚意，学运被定性为“动乱”，迫于秋后算账的恐惧，他们以绝食要求取消“四·二六社论”中这一结论，给学生运动平反，承认他们是爱国民主运动。此举不仅无效，反而传来了军队戒严令，学生为此继续退让，以停止绝食为条件，希望避免戒严，保住天安门这块自由之地。军队终於进城，大开杀戒，学生再退已无路，他们最后一个请求是：军队不要开枪，以便他们能安全退出广场，这个诉求已经来不及写到标语上了。
关于学生的政治诉求的有限性，西方记者也看得明白，现场调查之后，他们甚至觉得把八九天安门运动称之为民主运动是过于简单的描述，他们“只是要求政府正式承认学生运动。他们并不想推翻中共的体制”（CNN记者麥克·奇諾伊Mike Chinoy1999年版《中國直播：人民力量與電視革命》China Live：People Power and the Television Revolution第七章“中國魂：天安門廣場” The Soul of China: Tiananmen Square）。
而早在1992年，针对”学生激进”的说法，高尔泰先生就指出：
“特别是在目前，由于民运处于低潮，群众态度冷淡，专制政权回光返照，貌似空前巩固，乖巧机灵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反过来向胜利者频送秋波；以“理性”的名义对八九民运进行批判，指斥它过于“激进”，指斥它没有及时作出妥协和让步，指斥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以至党和政府把已经赐予的一点民主自由也收回去了。仿佛不是屠夫们而是青年们应当对六四惨案及其后的历史大倒退负责。仿佛只要青年们不急于追索自己的自由与人权、能够及时地丢掉人的尊严感、羞耻心和对于社会正义的强烈渴望，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总之是奴隶们应当学会忍耐和等待，因为镣链是会生锈的，等到镣铐链锈蚀掉落的时候，你们不是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现在，由于你们“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急于挣扎和呐喊，以至于失掉已经开始生锈的镣链又换上了闪光锃亮的新镣链。不仅你们自己倒霉，连累全国人民也跟着倒霉。你们有什么权利，把全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北京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出狱的民运人士，正在四处串联要成立一个“忘却六四委员会”，帮助党内改革派“放下六四包袱”、“消除六四情节”，以便通过改革最终地实现和平演变。“（高尔泰“夜半歌声出海涛——序《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
十九年前高尔泰先生这些批评，更加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现实。
再看市民，近两个月的北京倾城抗议行动，动辄百万人布满市区街道、桥头、地铁路边……警察撤了，学生维护交通，市民主动配合，那段“失控”的日子里，北京秩序比平时好，而且好得出奇：没有发生一起盗窃事件，没有丢失一辆自行车，没有打破一块玻璃，没有发生一次往时动辄发生的打架斗殴和争吵，当时百姓形容社会秩序用了一句形象的俗语：“小偷罢偷，流氓罢流”。这样大规模的、全体人民参与期间的和平理性，史所未闻，以至于消息传到东欧，成为榜样：东德莱比锡每个周一都会从圣尼古拉教堂走出烛光游行队伍，组织者是弗瑞尔牧师，为了防止游行者情绪失控引发暴力，他刻意安排参与者们两只手都占满：一手蜡烛，一手圣经。他告诉外国记者说：中国几个月前和平民主运动的和平理性，是他们的榜样。
近代类似的运动均可参照比较。最近的民众抗议活动是五四运动，其中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学生们被愤怒情绪宰制而恣意发泄，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其激烈程度与八九学运不在一个平面，而迄今无人否认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爱国性质。往前看：义和团运动暴戾恣睢，虐杀中国基督徒超过两万、外国传教士数百，烧毁京城数百年精华，如今定论是“反帝爱国运动”。往后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全境陷入打砸抢烧杀暴乱中，死伤无数，多年之后才羞羞答答称为“动乱”。举目近代，百年中国动荡中，唯有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诉求有限，且一再降退；行为平和，不犯纤毫；情绪最极端的表达竟是学生们的自戕，自我绝食，而非泄愤于公物或伤害于他人。
测目西方，我们难兄难弟东欧国家的同类反抗，是另一个参照系：波兰，1956年波茨南事件中，只因传闻赴华沙向政府情愿的代表遭逮捕，民众示威就演变成了暴动，点燃了秘密警察总部大楼建筑。匈牙利，1956年为反抗苏联武装镇压，数万人民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致死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苏军士兵。比较之下，中国的八九民运，是人类历史上最声势浩大也最为和平理性的抗议行动，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顺便说一句：匈牙利革命的失败，导致苏联集团强化压制力量，东欧民主运动遭受重创，民运处境更为艰难，其后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梦想被苏联坦克碾压；1979年韩国的“汉城之春”，以刺杀朴正熙的激烈手段结束了其独裁统治，但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被军事强人的军事戒严压制。虽然如此，文明社会没有以苏联专制力度的加剧，指斥说匈牙利人民的武装暴动是过激行为，他们断送了改革形势，应该对苏共更剧烈的暴政负责。十二年之后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镇压，也绝无人指斥捷克民运不识时务，断送了历史改革的进程。遭到国际舆论谴责的是武装入侵、实施镇压的苏联当局，美、法、加、巴西、丹麦国家联名在联合国要求苏联立即撤军，甚至中国当局也在非正式场合表达了对苏联暴政的不满。（时任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日招待会讲话中公开指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导致苏方人员全体退场。这一讲话史称“六八讲话”）。
顺便再说一句：八九民运多年以后，以善良温和、虔信佛教著称于世的藏人，抗议当局绞杀信仰、种族灭绝的方式，比八九天安门学生绝食行为更自戕：他们自焚，接二连三，累计人数已经超过150。这是无权者的最后的权力、是最悲惨而最无奈的抗议方式。这种方式后来导致他们一人自焚，全家受罚。国际社会和文明世界唯有同情他们的遭遇，为他们的抗议方式痛心疾首，没有谴责他们激进，没有指控说他们的行为导致了中共更加严酷的暴政，为此而遭受谴责和指控的始终是暴行的犯罪者，中共当局。
顺便再说第三句：一场政治运动的定义，依据应当是这场运动的内在诉求和外在行为，并考虑运动是否是建立在双方协作、相互效力基础上，是否有正常发展并将诉求贯彻到底的可能。假如单凭学生自我绝食一途，就鉴定八九民运激进，是罔顾八九政治诉求的有限性，无视诉求态度之初的恳切期待、忽略公众行为普遍的自律，以及全体市民学生为维护和平理性所采取的各种反暴力阴谋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收集并向政府交还军队枪支、展示客车上藏匿的军事装备，送交公安机关涂污毛像的三名湖南民人，阻挡军车进城，劝阻军人撤退并对他们讲述天安门真相……。这种结论之做出，有无视当局唯权试问的专制本质和暴力激进处理方式之嫌。人们固然可以说，极权暴政本质如此，不能对他们寄以希望。试问，当时精英们的共识是中共秋后算账，有几个认定中共会几天后面对平民学生开枪？此外，确认中共的残暴并这不意味着，在考虑八九民运以及任何抵抗运动的性质时，应该把习以为常的极权暴政“正常化”到剔除我们的视野，而单挑暴政导致和激发的后果，放在空中阁楼，论为没有来由的行为，或者干脆把冷漠专权导致的（绝食）后果转换为暴政实施的原因，来兴罪伐错。（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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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 2021年6月9日于华盛顿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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