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基督徒，此文既不是为了传道弘法，也不是为了论证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我只是希望在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避免以愿望改写事实、用意志影响观察、把理想当作必然，来完成对事物的省察、诠释和解读。无论言论禁锢，还是价值取向，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陌生世界的经验性实证。——本文后记
全文提要：
引言
一，必须老调重弹八九历史六四暴行
二，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三，“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
四，中外比较：八九民运达“和理非”极限
五，一孔之见：反思什么？如何反思？
七，东德民运：跨越阶级光谱的底线
八，波兰民运：屡败屡战的自由弦歌
十，八九民运遗产：自由魅力与精神日出
后记
十，八九民运遗产：自由魅力与精神日出
人类对于真理之领悟，只在稀有的一刹那，这领悟的一刹那却是永存的……。——林语堂
中国民族自古崇尚实用理性，吃苦耐劳、勤奋谦卑、省吃俭用、柔顺固执、麻木不仁、含蓄隐晦、因循守旧、知足常乐……所有这些“国”字型的品格，都是从现实碾磨出来的生存本领。这种状况也反映在西方人和中国作家笔下，从十九世纪的西方在华传教士，到二十世纪民国时代中国本土作家，在描述中国民族性情个性时，面面俱到，却均未提及这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生命对现实功利的超越性。这种千年以降的传统，固然与儒家的入世传统相关：“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过就如同犹太人被纳粹屠杀六百万之后，对上帝的存在产生怀疑一样，他们吵来吵去，吵的依然是上帝的话题（上帝对约伯是否公平？为何让他——犹太人——饱受摧残？），也如同俄罗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本土的东正教传统派与西化派之间的争辩一样，争来争去，争的依然是精神麦加问题（获得世界还是获得灵魂？），传统文化中的国人性格，子虽不语，不语的是怪力乱神；因为不能事人，所以进一步不能事的是鬼；生无所知，所以更不能知道的是死。怪力乱神、人鬼生死，都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因为不知，所以不提，而并非不信，也并非不承认其存在。国人不仰望星空，不是否认星空的存在，而是因为看不懂星空。
及至近代西马东来，中国易帜至今近七十年，强权不容任何“不语”“不事”的鬼、神、人、生、死这些形而上的话题存在，意识形态彻底异化为眼不见不在，耳不闻不存的唯物主义。一门心思修理自家田园的庶民，由此沦为“一九八四”红色庄园里的动物，基本生存的温饱成了生命目标。怪力乱神人生人死的形而上探索彻底出局，头顶的星空隐去，身边建立了安全的、四周封闭的槽圈空间。从前人们知道自己存而不论的东西一直在身边，在头顶，现在人们沦为动物般的存在，已经遗忘了自己所不知道的是什么、生命中的空白的是什么、失去的是什么。
这种彻底世俗化的状态，体现在所有相关的文论和记述中，朝野上下，海内海外，从自由世界到言论禁区，谈论中国问题，从经济到政治，从生态到心态，从历史到现实，从风俗到习惯，荦荦大观，却涉及国人精神层面的极少，只有中国当局的相关号召除外，他们的号召是“清除精神污染”（1983）。“人把什么当神，就呈现什么精神面貌”（史铁生语）。当全球（69亿人口中）84%的有宗教信仰的人类平日发誓、庭上承诺时要手按神的经卷时，七十年以前代槽圈里的国人发誓赌咒则习惯性地依凭一具肉尸——“向毛主席保证”，八十年代以后，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丛林中打滚，把钱奉若神明。
谁都知道，人类物种并非只是物理的、生理的、甚至心理的存在，作为高级生命物种，人的精神性存在，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中国的灵性被西方糟粕马列主义毒害再被
被柴米油盐酱醋茶阉坏了吗？作为民族整体，中国的人生难道只配在“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之间轮转，在毛泽东一穷二白的均贫穷或邓小平发家致富的求奢侈中循环吗？国人还有能力追问意义，关怀终极，追寻社会正义和真理吗？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皇城北京人们的性格几乎在一夜之间万古一新，这不是一个人的现象，不是几个人的现象，甚至不是某个群体某个阶层的现象，这是全体现象——如同神迹，环顾历史，思之惊诧。
这种变化首先起于青年学生群体具体的政治诉求，即刻跃变为整体民意出人意料的表达。
下面是我1989年4月22日夜晚在人民文学招待所附近新街口的亲历和感受：
大街上隐约传来口号声。
奔出门去。新街口由北向南正在通过游行队伍。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政治学院、北航、民族学院、……队伍秩序井然，紧靠马路右侧，外围是手拉手的学生纠察队。毫无疑问，这既是出于维护交通的考虑，又可防止别有用心者混进队伍。标语口号表达了心声:“耀邦，我们来送您了!”“耀国兴邦、英名永垂”、 “打倒官倒、清除腐败”、“人民警察爱人民”、“爱国无罪”、 “我们要民主、要廉政”、“对话”……。
一幅巨大高耸的标语牌由十几名学生分组抬着，由远而近，上面鲜明醒目的大字宣告的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今夜，北京各高校的所有游行队伍都从这里通过。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浩浩荡荡。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年轻的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真正的“人”的大军。
Figure 7.1989年的“五.四青年节”，长安街被自由民主浪潮席卷，游行队伍不见首尾。 摄于1989年5月4号，选自《献给自由》(同上图)。
我冲出人群，站在远离围观人群的黑暗中，想止住激动的泪水。却发现朦胧街灯下，口号声如潮，四面八方正在涌来另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人民。
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平日里事不关己的冷漠神情一扫而去。他们伸出V型手势向学生示意；举起自制小牌子“大学生万岁!”“你们辛苦了！”向学生致敬；他们和学生一起呼口号，并自觉地协助纠察队维护游行队伍的秩序。
“你急什么 等这截过完了你再过”，一位中年人对一位推自行车的青年人说。
青年人更加抓耳挠腮:“我是想到马路当中送他们一程，这边全是人了，人行道骑不成。”
马路当中，正有一个庞大的市民群众自行车队与学生同行。
“那也不行，你没见人家手拉手拦着哪!”
队伍接近西四，围观群众的情绪和人数已远远超过了学生。人们将人行道栏杆上的交通标语折隐前一半——“高高兴兴上班去”，剩下后一半——“平平安安回家来”——高高举起向学生们示意。
人民是学生的后盾，是学生的家，这半句话寄托了北京市民的担忧和关切!
我跟随这支不见首尾的人流走到西单，已经人山人海。人们站在人行道、街道、巷口、商店，站满过街天桥、十字路口，挤满停泊路旁的公共汽车窗口，万头攒动，举起的手臂如林，镁灯闪开，口号声如大浪卷潮。
5月4日，全世界瞩目的中国青年节日，进入广场的几个口都有警察拦路把守，汽车不准进，自行车、三轮车、平板车、童车……举凡有轱辘的都不许进。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徒步涌向广场，从几个路口鱼贯而入。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旗帜招展，字幅耸立，标语猎猎，另一部分“人民”大规模地出现了，他们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队伍、国务院下属部委的队伍、各民主党派的队伍。这些人中共的干部们年复一年出入刁斗森严之地，衣冠楚楚、举止娖娖、不苟言笑、四平八稳，今日竟从灰色形象中显露原型，走上街头“犯上作乱”，表达真实心声了。……
接下来的那天下午，整个广场人群突然向东面倾斜了过去！顺势远望，一个巨大横幅上 “首都新闻界”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是中国人中一组特殊的人群，他们被组织约束成中共的喉舌，谎言和洗脑的利器，这日他们几乎倾巢出动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记者协会……。他们举起的大幅标语一举否决了自己四十年的工作，消解了自己所经营的全部文字：“我们要讲真话，别逼我们造谣”、“开放报禁”、“新闻自由”、“新闻改革”、“我们不是传声筒”……。
八九学运以无以伦比的道义力量，开启了红色衙门这道铁幕，展露出诸多普通官吏的良知，但是最让我感动的依然是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他们的现身，展示的不仅是正义的政治诉求，更是这种诉求所激发的爱和责任。
静坐期间，北京市民自发地给广场学生送水送粥，绝食期间，他们日夜在广场外围守着学生；戒严令下达之后，他们挡在广场地铁站的每个进出口；戒严令执行了，他们分头到北京近郊去阻拦军车，５月２１日，他们在丰台阻止了大约两百辆向北京行驶的军车。不仅拦车，而且给被蒙骗的军人讲述几周以来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不仅讲真相，还给军人们送水送食物……。
我在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上，再度体验了人民仁爱、责任、天下一家的境界。广播车要号召人们阻拦进京的军车，我在广播站帮忙数日，此时与另一位女学生一起上车，继续肩起的播音员的职责。这辆中型面包车载着我们和播音器材从天安门前上路，沿西长安街向西到西单，再向南到宣武门，再向东经前门到前门东大街，经崇文门、东单绕回广场。车一上路就引来了大批骑自行车尾随的民众。《告全市人民书·保卫天安门》，广播稿每念一句都引起热烈的反响；每结束一次都引发爆竹般的掌声。打开车窗探头张望，就会听见下边群众的回应:“放心吧同学，有我们呢”，“我们这就去”，“决不让他们欺侮你们”；从车窗伸出手去，就会被许多手握住；向车外征集写文稿的笔，立即有数支笔从不同的窗口递上，接过一支，其他人依然说“拿着吧，备用！”打开敲响的车门，抱上来的是大箱饮料：“天儿热，你们放着喝。”军车强行向东进入西长安街时，他们在十里长街设置路障；装甲车冲击路障强行推进同时大开杀戒，他们以卵击石英勇抗击直至流血牺牲。
你可以找出无数个案，比如一向腼腆的作家徐星，突然跳上路中的隔离墩，独自喊出心中涌动的感受“大学生万岁”；路边的行人掏出自己仅剩的香烟送给陌生的同胞，人们自行车相撞对视一笑继续走路而绝不争吵，大街小巷的黎民百姓顶着日头拉着板车为广场学生送水送粥，历史博物馆台阶上人们相互学习使用毛巾和口罩以防瓦斯毒气，夜间地铁站里防守军人偷袭的人群哪怕听到一声梦呓，也会警觉地站起身严阵以待，全城市民无论在哪里，都像熟识的老友一样彼此传递信息，相互报告情况……。他們與學生素無交往，却为之承担风险，犯难维权，舍身护法。他們互不相识，却彼此信任，心心相映，连袍结义，共处安危。一盘散沙、人人自危、遇见他人困境绕道走的人们，那时焕然一新为万众同心，高尚正直、自由勇敢的群体。
CNN驻北京记者麦克·奇诺伊和他的同事全城全程经历报道了八九天安门运动，他在自己的回忆中明确地记录了中国人的风貌、性格的变化。
中国十几个其他城市声援北京民运情形大同小异。——这不是我从前身在其中的民族，
这是一个我不曾知道此也未曾遇见过的民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他们一反终生为伴的冷漠、卑微、怯懦、猥琐、复杂、精明、算计，转而为热情、自信、慷慨、单纯、勇敢、善良、悲悯、明是非懂善恶、敢于主持公道，富于牺牲精神。美国当代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四十年代提出人类自我实现的概念，论及人类从生物性到精神性发展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层次，说人抵达最高层次、满足了自我实现需要的时候，展现为一种“高峰体验”。他描述说，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有责任心，更具有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更能主宰、掌握自己的命运，更践行自由意志。高峰体验时期，人最大限度地摆脱了阻滞、被动、畏惧、疑虑、控制、自责、谨小慎微等负量，在行动上更具有自发性、表达性、纯真性，即正直、天真、诚实公正、坦率、不设防，人更加自然放松、简单诚恳、淳朴奔放…… 。马斯洛描述高峰經驗是一种“罕见的，激烈的、广阔的、深刻的、令人振奋的、有益的、让体验者产生一种超越现实的感知，甚至会发生神奇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民众的表现，以马斯洛的高峰体验来描述，几乎完美。不过如我前述，这不是马斯洛所言的个人的高峰体验，这是整个北京民众的高峰体验，以我的有限见识，这种情况，在人类各民族历史上均未出现过，这是一个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奇迹。
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距我们最近元明清三代王朝古都，更是当代政治文化中心，有八九民运期间全国声援北京的其他十几个城市相同的民风为证，我有理由认为北京民众八九民运期间的作为，代表中国民族从未显露过的一种心灵特征，这是古老中国长久厚重的文化心理阴霾之中，这个民族的一次罕有的精神日出。
马斯洛指出，在高峰体验出现之前，人需要满足由低级到高级的几种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严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需求，才能出现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然而八九民运期间的北京人民并未获得各个阶段的满足，他们忘记了自己生理上衣食饥渴的需求，忽略了自身的安全需要，他们成为他人的归属并爱人如己，他们自重重任人，可谓一步到位实现自我……。“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描述那些满怀理想主义、献身抵抗沙皇专制的俄罗斯贵族青年时的问句和描述，这些如箴言般亲切庄严的话语，百年之后换置为八九民运期间的中国人，相当合适。
究竟“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使他们一举突破个体人生所需要的所有基本需求，一步抵达人类最高精神层次，一扫平庸一生的埋汰，爆发出璀璨的人性之美，一举完成从依附人格到独立人格的转换呢？
我认为直接的原因是自由，是自由的实现，是以赛亚·柏林所论述的免于他人干涉的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实现，在八九民运中体现为宪法赋予的集会与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这种自由的实现从大街上、标语中、游行队伍里和广场的人山人海中，出其不意地打开了一道门，这是一道因恐惧而被迫长久关闭的个体心思之门，这扇门一开，人们看见原先彼此陌生相互防范的他人与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是一致的，而且与自己同心同德的人数是如此众多，排山倒海！原来大家都渴求社会公义而不满现实，都感佩于学生上街并支持他们的诉求，都疼惜学生绝食之举而失望于政府的冷酷无情，都对戒严令感到愤怒而希望去堵住军车……。彼此的看见和前所未有的认同，瞬间消除了孤独中的恐惧，增长了行动的勇气。而面对共同目标，人们瞬间就默契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体，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识和责任心——虽然这依然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但是他们无形中被共同的利益、价值和目的凝聚在一起。
无论十九世纪以全面描写《中国人的素质》闻名世界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rthur Henderson Smith），还是二十世纪以深刻同情笔调描写《吾国吾民》而轰动西方的民国时代中国本土作家林语堂，包括本世纪八十年代自我批判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台湾作家柏杨，都没有机会看到中国人如此非凡的风貌。作为诚实的观察者，假如他们身在八九民运的人山人海之中，绝不可能对这罕见的、沧海桑田的变化无动于衷。虽然如此，明恩浦在言之成据地描述了中国人的许多负面性格特征之后补充写道：“这个古老的民族拥有无可比拟的忍耐力，一定是用来完成更为崇高的使命”，他把中国人忍受苦难的能力视为上帝的恩赐，他认为这个民族“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这个未来是以上帝恩赐的忍耐“并加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的。而林语堂在认可“中国人一切都是缺点”的同时，不约而同也用“非凡的活力”形容国人的潜力，说中国人“有一种优越的生活本能，一种战胜天然之非凡活力”，他认为中国人能“秉持一种可怕的幽默，与近乎犷野的沉毅气态，冒万难而前进；千辛万苦，最后卒能拨乱除暴，以自复于常轨”，他们能最终能渡过战争叛乱、玷污、贫穷与饥馑而永生。
自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一出场，就激活了上述生活在中国前后两个世纪的中外观察家不约而同注意到的那种“非凡的活力”，它是借助造物种植在人心中的仁爱、尊严与社会责任被激发的。八九民运证明，长久的奴役还没有来得及毁灭这些品格，被数落、责备、咒骂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在历经49年以后40年的杀戮、奴役、欺骗与阉割之后，心中良知的圣火仍在，心底那些人之为人的高贵品格虽然被掩藏、被冷冻，但是还没有被消解。对于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而言，这就是希望所在，这就是明恩浦所言“完成更为崇高的使命”和“有一个伟大的未来”的依据，这也是林语堂所言的这个民族“最终能渡过战争叛乱、玷污、贫穷与饥馑而永生”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九八九民主运动，正如失败的1956年的匈牙利自由运动、1956波兰波茨南抵抗行动、1968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样，将永久被历史所纪念。
从4月25号胡耀邦去世学生起事，到6月4号中共开枪镇压，正好七周，七个七天。在人类文化中“七”是一个有意味的数字：北斗有七星，彩虹是七色，月半至月圆是七天；中国古代历法有28宿“七曜”说（日、月、火、水、木、金、土），释迦牟尼出世“七步生莲”，易经中“七”是宇宙循环之数；先秦“魂魄聚散说”以七日为计，瑜伽学说中往生者阴间求生以七日为一期，道家炼丹拜门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中国民间祭丧有“做七”习俗，来自北朝“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以及而后的“虞祭”。西方不例外：古巴比伦将七日定为一周期；基督教犹太教上帝七天创世，第七日定位圣日；全球通用历法一周为七天；天主教总结人的原罪有七宗，人在六欲中有七情，人类美德公认七种，地球七大洲，战国亦七雄，西方古典音乐七个音阶，“七”在西方普遍被视为是幸运数字，东方日本“七”也是幸运征兆……。人类十进位制的每个数字都有说法，但“七”玄机暗藏，源于自然界天象学和宗教界创世说，演为不同民族的相似习俗，影响神秘深远。
自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四十年。“四十”这个数字与自然和习俗均无关，却在上个世纪被人类赋予了宗教与政治意义：1982年9月的一天，德国莱比锡弗瑞尔牧师在圣尼古拉教堂点燃了40支蜡烛，他的依据是，上帝让逃出埃及寻求自由的希伯来人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然后才进入应许之地，四十成为一个命运转折的期限。自从点燃四十支蜡烛的9月20日起，他要带领信众每周一为和平与自由祈祷，直到自由降临。这个活动在东德建政第四十年的1989年9月增加了一个项目，在祈祷后走出教堂到街区游行。结果，就在这个活动持续到东德建政第四十年零一个月的时候，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坍塌了。柏林墙象征欧洲极权主义，它的坍塌是世界自由与奴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结束的标志。接下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土崩瓦解，西方学者当时称之为“历史的终结”。
历史在中国将如何终结？中国屠城的枪声平息后，医院的尸体未冷，胡同的血迹未干，楼墙抢眼未除，北京街头的百万民众如同瞬间钻入了地下，从广场、街上、桥上桥下、胡同口、窗帘后……完全销声匿迹。皇城北京恢复了往日的铁幕风格，车辆如被驱动的甲壳虫，行人面无表情，自行车机械地行进，一切一如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一年的中国日历压根没有了4月25日到6月4日这些日子。审查开始后，除了少数被离职处分，人人都没有上过街，个个都不是动乱分子。此前突然爆发的自由热烈、仁爱温暖、抗争奋斗的罕见街景和中国民众人格气象一夜间消失殆尽，如同它的突然出现一样不可思议。
我无意神秘化中共建政四十年之际，中国民众爆发并延续七周的璀璨人格和精神魅力，但它很难不使人想到七个七天之后，四十年的专制奴役制度在其原产地德国和欧洲本土烟消云散，却在东方中国持续下去。这究竟是怎样的征兆？上苍想要给我们什么启示？
可得宽慰的是，在旋即开始的大规模的清查中，除了运动期间潜藏在公知群体中的国家密探，极少有八九的参与者举报他人、出卖良心——仅仅在20年前，夫妻、师生、师徒、同学……之间还大兴告密之风，被民国时代的过来人斥为中华民族道德堕落的标志。八九六四之后，在枪弹镇压、监狱关押、逃亡流浪的红色恐怖中，人们用坚韧的沉默，守住了道德底线，维护了八九民运精神的伟大和人格的高尚。
后记
我不是基督徒，多年以来，一些中国基督徒的傲慢与蛮横接连不断地把我“绊倒”，另一些基督徒周日去教堂忏悔是为了周一接着犯罪不受罚让我远离教会。我也不是“唯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观点的持有者，政治文明国度如台湾、日本、南韩，菲律宾，都不是基督教国家，那里的民情是东方文化造就的，而我们的民族，在秦政以前，有古代周制文明传统和原教旨儒学思想资源，近代也有过（不幸被抗日战争中断的）现代雏形初具的民国“黄金十年”之盛。我不认为唯有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文明的通衢，条条大道通罗马，日本的政治文明转型是在侵华战败之后，本土的外国军事压力之下被迫完成的，二战结束迄今七十多年，证明完全成功。美国独立战争则是另一个反对专制统治的成功的例子，潘恩此前号召美国人民拿起武器抗击英殖民主义者，他的《常识》曾经传遍美国大地。因为有奋起抵抗的历史和传统，美国人骄傲地说：“你永远不会看到来自美国的难民：当麻烦来临，我们不逃到别的国家，我们擦掉枪上尘土去解决麻烦。”（You will never see refugees from America. When things turn to shit, we don’t run to another country. We dust off our guns and fix it.）
综上，此文既不是为了传道弘法（再说我也没有那样资格），也不是为了论证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观点。我只是希望在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避免以愿望改写事实、用意志影响观察、把理想当作必然，来完成对事物的省察、诠释和解读。“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索尔仁尼琴语）。无论言论禁锢，还是价值取向，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陌生世界的经验性实证。
世界上有两种职业必须以尊重事实为前提，即学者职业和记者职业。我对事实抱有学者的虔诚和记者的洁癖，我努力强迫自己观察它们，了解它们，看不清楚时，我伸手扒拉它们，无论它们长成什么样子，发出什么气味，可能把我引向哪里。我深信这是研究问题，解读重大现象最重要的案头工作，也是客观分析事物的前提。美国当今思想界建树高阔的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因为走出校园后接触到并诚恳地对待一些不合自己观念的事实，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者，里根也因为了解事实真相，从左派转变为保守主义者，这一类的转变多不胜数。“人们的见解和信仰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而是无意识地顺应别人向他们提供的证据。”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 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这句话从反面说明，那些证据，也就是被证实的信息和事实，可以驾驭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作为一个自命独立的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警示吗？
拒绝接受某些事实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把那个话题描黑后屏蔽掉。这多半因为不认同那个话题、反感那类事物。比如反感基督教对民主国体正面影响的话题，其理由是政教合一是民主的敌人，言外之意却是，这个话题有赞成政教合一之嫌。不过伊斯兰教国家除外，历史上，基督教文明的麻烦是皇权对教会的权威，而不是相反，例如东罗马皇帝对君士坦丁堡教会和东方基督教会的权威。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教合一，已是近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在我的有限视野里，包括马克思·韦伯在内，没有论述基督教现代治国资源的宗教社会学家及其著述，倡导政教合一。现实中，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对其民主制起到重大作用的国家，恰恰是宗教、政府两界联手，一致恪守政教分离，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对此有实地考察，在其相关著作中有专门的论述，我们在美国近距离观察到的情况确实如此。本文所描述的前苏联、东德和波兰三个国家，只有政治压迫宗教、剥夺信仰自由的倾向，教会没有掌握世俗权力的可能。反对政教合一，理论上原则上大好，但它不应被当作一个挡箭牌，挡住精神信仰之箭，抵御相关的经验性事实，把自己局限在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认知空间里。
此文起于对八九的不同见解，终于就事论事，原本是给我这样的非基督徒读的。本文提供的不是分析，只是现象；不是结论，只是事实；不是道理，只是信息。而已。
2021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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