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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锋
香港 —
自从反送中风波后，香港政治环境剧变。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饱受冲击。2021年至今，已有接近50个民间组织宣布解散，而且在可见将来还将有更多团体在压力下瓦解。有分析认为，公民社会对于香港的运行起到关键作用。近期当局采取的连串封杀行动将导致这个国际大都会走向没落。
面临解散的香港最大工会联合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9月25、26日在位于油麻地的会址举行30周年展览，回顾职工盟和香港工运历史。现场除了大量图片和文字资料，在会场中央放置了一辆写上“六四”的小型坦克，象征职工盟与八九民运的联系。现场也邀请了工运领袖，向参观者讲述工潮历史。
职工盟解散前举行展览
职工盟主席黄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展览以“序”为题，利用“聚”这个谐音，希望带出散聚总是循环的信息。他强调，虽然职工盟承受很大压力，但展览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黄迺元说：“（这展览）绝对没有任何自我审查。虽然职工盟正面对严峻的情况，但我们不会刻意在展览当中呈现任何离愁别绪，相反，我们希望充分呈现这31年来，香港人一起在工运历史上走过的足印。无论公民社会受到多么严峻的打压也好，人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重要的。”
10月3日，职工盟将举行会员大会。职工盟现有80多个属会，合共有大约100票，若有超过50票出席会员大会，当中五分之四赞成，就可以通过解散。黄迺元说，即将举行的大会绝对不是橡皮图章。
黄迺元说：“我们在执委会通过解散的机制，其实也要通过特别会员大会每个有投票权的会员，透过理性分析我们面对什么形势与风险，投票决定职工盟未来的走向。这个30周年的展览正好给我们属会的成员思考，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透过回顾历史展望将来。”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根据香港“立场新闻”统计，2021年一月到九月，共有接近50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以9月份为例，除了“职工盟”，还包括成立超过30年的“支联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学生组织“贤学思政”，以及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十多个组织。
“公民社会”源于2003年七一游行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陈健民以往曾撰文分析，香港是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才开始出现“公民社会”概念。当年民间团体，民主派政党和媒体人士号召50万人上街，迫使政府搁置“基本法”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
台湾经济民主连合研究员江旻谚表示，他认同这个观点。
江旻谚对美国之音说：“2003年的这一波大游行引发大家的思考：香港人不能失去自由，香港人不能被这种专制的思想所渗透，但是在2003年，香港人比较没有那样明白的认识到背后的这个中国因素。公民社会概念真正联系到香港人争取民主，真实的压迫来源就是中国政府，则是可能到了2014年（雨伞运动），或者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江旻谚认为，公民社会在抗争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他说：“这两场运动基本上都是由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民间抗争，因为公民社会的学生，专业团体，或者其他的自治团体认识到，香港没办法去实现，过去中国承诺‘一国两制’所给予的高度自治以及特首和立法会的双普选，因为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认识到民主运动的阻碍，而触发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2019年的时候，同样也是透过民间组织或者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去揭发送中条例的种种问题。”
舆论认为，香港公民社会的存在与争取民主普选以及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是高度重叠的。自2003年后，多次“七一游行”的主题都与争取普选有关，譬如2004年的“争取07，08双普选”，2011年的“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及曾荫权下台”，2013年的“捍卫港人自主，无惧中央威吓，公民直接提名，废除功能组别”等。
此外，香港公民社会的活跃也某程度上对政府施政构成影响。譬如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当时只有15岁的黄之锋以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召集人身份亮相，联同多个家长和教师关注团体，号召市民包围政府总部，导致政府最终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指引。
这类反政府的公民社会团体在民主派政治运动之中，被认为扮演号召市民和其他民间团体上街游行的“大台”角色。
封杀公民社会恐将继续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叡人长期关注香港局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以港版国安法施压，强迫民间组织解散，目的是彻底瓦解香港的公民社会。
吴叡人说：“港府跟北京都知道，香港的民主抵抗能量不仅是政治团体、政党、政治人物而已,也来自于社会团体。香港有非常多专业团体，各行各业的同业工会，还有大学学生会等等，所以，不是抓几个政治人物就可以解决，一定还要把背后的整个社会基础都瓦解掉。这类团体拥有很强的公民意识，他们也有专业意识，而且他们也是支持民主的社会基础。”
吴叡人预料，当局的封杀行动还会持续下去。
他说：“这个数字不会停留在49或者50，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团体像记协（香港记者协会）和大律师公会等等。我觉得，它们会追杀到底，彻底瓦解自主社会力量。这里面还包含这两年成立的一些救援性的团体。像‘612基金’还有‘石墙花’都没有办法幸免。”
吴叡人认为，当下港府对公民社会采取的打压手段，比起上世纪台湾国民党政府威权管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叡人说：“我们一般讲的‘威权体制’，像以前拉丁美洲的军事政权，或者以前韩国和台湾的军事政权。这类威权体制有时候还会容许一部分的社会自主力量存在。香港现在看起来就是要把这些力量全部摧毁，由政权或国家从上到下全面控制的极权统治的体制，用的手段和方式非常非常的粗暴，很难想象这会发生在以前以法治为荣的香港。”
他说，反送中浪潮里，示威者与警方多次爆发冲突，当局没有反思背后的原因，却把打压的矛头指向民间团体。
吴叡人说：“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人就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他在这个很粗暴的镇压、恐吓和摧毁香港自主社会力量或者公民社会的过程里面扮演者一个非常积极，我甚至认为是过度积极、过度热心的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他对于他认为是‘敌人’或者反对派的人，他就给你恶意解释说，‘你心里想的都是坏事’，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他是为了向北京邀功。”
在吴叡人眼里，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并不强，公民社会一旦消失，在缺乏制衡下，港府的管治会出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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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叡人说：“香港社会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很大力量来自于香港社会有一种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能力。这种自治能力一旦被摧毁，香港社会就无法成为世界大都会。世界大都会的社会力量要很强，不能只靠政府由上而下的管治。公共事务这么多，你今天把公民社会摧毁掉了，公民社会没法自救，没法提出主张。政府突然间变得角色非常重。你说政府不会犯错吗？我相信公民社会被摧毁以后，今后香港政府的管治会出现非常多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制衡，没有人可以提出问题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