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为外国代理人总干事辞任离港 香港职工盟濒临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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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锋
一名男子走出香港办公室的大门。(2021年9月19日)

香港 — 

香港最大联合组织、成立超过30年的香港会联盟于9月19日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并将在10月3日举行特别会员大会表决。职工盟表示,随着香港最大教师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以及曾组织过多场大型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解散,它们已没有生存空间。有分析认为,北京容不下职工盟与它成立的初衷有关。

成立31年的职工盟9月19日召开记者会,主席黄迺元表示,继教协、民阵等组织解散后,早就有心理准备职工盟再也没有生存空间。近期情况严峻,9月16日执委会举行会议通过解散决议。除了黄迺元、副主席邓建华及司库钟松辉,其余执委都会离任。

香港职工盟代主席黃迺元
香港职工盟代主席黃迺元

黄迺元说:“最近一两周,职工盟成员陆续收到更多信息,我们感受到如再继续运作职工盟,可能会让成员面对人身安全威胁,问题在于我们存在本身是原罪,就算个别的掌职者辞职也无补于事。在此想特别和属会和香港人说声对不起,我们职工盟撑不下去了。”

黄迺元拒绝透露讯息从何而来以及威胁的具体内容。他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包括警务处的信件,难以评估警方会否对职工盟采取行动。否认“”指控针对有报道批评说,职工盟跟外国组织,包括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及国际工会联合会有合作或联系,在2019年反修例浪潮期间又煽动罢工,职工盟表示,早在2020年7月前已中断跟团结中心的合作。他否认职工盟是“外国代理人”的指控。

黄迺元说:“即使隶属中国政府系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曾接待ITUC(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中国探访团。职工盟和不同地区的工会有合作和联系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过去30年政府从来没提到这样做是违反任何法例,无论组织工会或发起罢工,其实都是‘基本法’保障的,为何忽然间会变成罪名?”

职工盟现有80多个属会,合共有大约100票,要有超过50票出席会员大会,当中五分之四赞成,才可以通过解散。一旦职工盟解散,下辖的培训中心也会停运。目前中心已停止收生以及调整课程时间表,确保学员在10月底之前毕业。

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因非法集结罪被囚禁,前主席吴敏儿则涉及案件正被羁押。黄迺元说,吴敏儿已经辞任、没有参与解散的决定,至于李卓人则表示尊重。

职工盟召开记者会前夕,曾表态没有打算解散职工盟的蒙兆达在脸书上宣布,自己已离开香港,并于9月18日正式辞任总干事。

总干事辞任离开香港

资料照:香港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
资料照:香港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

蒙兆达表示,社会形势急剧恶化,“个人面对的政治风险迫在眉睫,基于安全考虑,不得已作出紧急离港决定。一种强大力量,逼使他必须在总干事和爸爸两个身分之间,作出痛苦和无奈的抉择”。

职工盟在1990年成立,是香港首个强调自主及的工运阵营,原有97个属会,会员人数约14.5万人,各属会来自多个行业,遍及运输、建筑、饮食、零售、清洁和保安等。除了协助排解劳资纠纷、倡议劳工政策改革外,职工盟于1994年成立专业培训中心,并注册为非牟利教育机构。

职工盟成立的时候提出四个方向,包括“壮大工会力量,争取劳工权益”、“维护基本人权,促进全面民主”、“站于基层利益,参与社会事务”、“团结世界工人,加强国际合作”。

近期,香港亲北京媒体曾多次攻击职工盟。其中“大公报”9月初报道,职工盟从2019年起成立大量新工会,多达37个工会用职工盟的会址作登记,批评职工盟发起多场“反中乱港”活动,又质疑职工盟曾收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辖下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资金,并引述消息,执法部门正循国家安全方向全面调查职工盟。

虽然根据职工盟的说法,即使它们解散,其他属会仍会存在,仍可继续独立处理求助个案,但关注职工盟命运的民主派组织社民连成员曾健成对此并不乐观。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职工盟的解散象征独立自主工运的挫败。

曾健成:工运前景坎坷

曾健成说:“一根筷子容易折断。香港工运的前景是相当坎坷的。职工盟在10月将会解散。建制派工会和立法会议员都是以商界财团的利益为依归的。1500个选举委员也是以有钱人占大多数。政府也会使用手上的权力来压制工人,包括限聚令和法,工人又如何争取权益呢?”

不过,亲北京的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却有不同看法,他在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现场表示,职工盟声称是劳工团体,实质是勾结外部势力。他说,在反送中浪潮期间打工仔需要支援,职工盟却反其道而行,搞罢工及搞乱香港,对工友不负责任。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职工盟以立场进取见称,比工联会更为工人利益着想。

郑宇硕说:“工联会在立法机关有议席,但这些议员都是站在建制的阵营,立场也是非常亲资本家的。它主要是提供种种福利措施,

譬如购物、医疗等,以此吸引工人的支持。职工盟解散意味真正愿意站在劳方立场跟资方谈判争取权益的工会消失了。”

研究香港工运发展的作家梁宝龙对“立场新闻”表示,职工盟的成立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很大关系。他回忆说,当年正值中国大陆社运和工运的高峰期, 解放军六四入城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场面使香港的工运分子感到忧虑,担心在没有正统工会的帮助下,工人的人身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更担心九七主权归还中国后,香港的自由和人权随时大倒退。

1990年9月29日,职工盟正式成立。首届执行委员会由刘千石任主席,司徒华任秘书长。他们同时也是支联会的骨干成员。

“民生结合民主”注定受到针对

据梁宝龙形容,“工人的民生、民主连合在一起”是职工盟成立的初衷。2007年,香港扎铁工人连日罢工争取加薪。当年职工盟先后发起游行、静坐及示威,并在马路中央及地铁站范围内静坐。罢工持续 36 日,扎铁工人成功争取日薪由 500港元左右增至 860 元,并制定了每天8 小时工作制度。

梁宝龙强调,职工盟改变了工运以及工人发声的可能性,为各个行业成立工会,让工人享有参与罢工的刑事免责权。

学者郑宇硕认为,职工盟与香港民主运动密不可分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注定了它成为北京针对的目标。郑宇硕说:“从一开始,它的领袖人物像刘千石、李卓人一直都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中坚人物,争取民主也是非常积极的,所以现在受到打击是可以预期的。在国安法底下,它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它的确收受了国际社会劳工组织的捐款。事实上,香港很多所谓公民社会组织多年来也有收受国际组织的捐款,而且这些捐款也不是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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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宇硕表示,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香港出现了一批由专业人士成立的小型工会,最近半年,这类工会纷纷宣布停止运作,这说明在港版国安法的大环境下,公民社会及工人运动根本毫无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