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身为文人我乐于支持各界反共抗暴，曝光反共阵营的伪类比如李建强（刘路……）；作为德国公民，我被迫抵制中共对德国社会的渗透比如德国之声的丹红门，驳斥五毛党的媚共言论。虽然我不能对中共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也不能阻止中共继续作恶，但我愿意竭尽所能传播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反共抗暴的英勇事迹，提醒世人，中共暴政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是我审时度事的标准。我用它来衡量一切公众人物，不会也不认同用不同的标准评判不同的人。
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落到刘晓波的头上，我还会象2007年以来一样躲著刘晓波似的鲁迅徒。没想到我会在「仰望历史的天空」下张贴刘晓东（三妹）谈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等信息时遭到李建强（刘路……）和李剑虹（小乔）的谩骂。于是，我立即表示， 我很庆幸能在自由中快活地声援同胞们的抗争。我对刘晓波的恶感最先来自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上网以后，被动地获知他与其跟班余某的更多丑闻。我认同魏京生等对刘晓波的立场和看法，但如果刘晓波不得诺奖，我不会专门去揭露和批评他。现在我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批评刘晓波的中共特色。
刘晓波的迷惑性
我是在1996年以后才第一次在德国读到刘晓波作品。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让我对他心生反感。但我2003年上中文网后，并没有囿于成见，相反，我还一度被他的网文所迷惑，并在撰写《走马观花（高行健-张艺谋）》时表示，高行健「的自我意识很强，但民族意识不足，也没社会责任心，所以我个人更赞赏三者兼备的刘晓波」。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刘晓波已从八九学运时的政治投机者升华为值得尊重的独立知识人。因此，我特意表示，「作为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信神女我理解刘晓波的西化论，但不赞成他的观点。事实上他所深恶痛绝的中共专制正是一个西化的政权，这是它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封建专制的根本区别。无论哪个王朝打下天下以后都信神敬天，尊孔奉佛求道，皇帝为天子，凌驾于臣民之上，但行王法，施仁政，有异议，大臣可以告老还乡，百姓可以拦轿喊冤。皇帝更不影响三从四德，三教九流。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只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神论暴力论），用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取代了神龛佛相孔子牌位。在共产党的天下，老百姓失去了一切自主权，什么都要中共说了算，从生儿育女婚嫁丧葬到上学工作居住迁徙。所以我以为不用西化，不学美国，只要赶走马列，就可复兴中国。有儒家风范正身陷困境的孙大午的实践足以应证我的观点。」
可惜随着我上网时间越长，越了解与刘晓波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我越觉得他还是一个缺乏道德的政治投机者。尤其是在2006年郭飞雄被剥夺了与小布什会见的机会后，我在调查排郭者余某的来历时，才明确认识到他们的中共特色和鲁迅精神。在揭露余某是文坛剽客的专文《从罢免谈起—余杰和丁子霖之我见》中我写道，「鲁迅因投靠国民党不成而上了共产党的贼船，甘当中共头号笔杆子，以骂人闻名并染红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而推崇鲁迅的余杰想进入体制内不成，便以『拒绝谎言』的高姿态把自己描述为『六四之子』，并因此骗取民心，甚至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刘晓波在《文坛剽客》出版发行的同年同月（2002年6月）还专门为余杰的文集《拒绝谎言》作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题为《余杰怎么成为文化名人？》的序言中刘晓波还谴责了『把剽窃当成果』的大陆文坛乱象！
余杰被人以诽谤罪告上法庭，也因此被罚巨款，我不由得问提倡『以真话来维权』的余杰为何不以诽谤罪把徐林正告上法庭？！这可关系到一个作家的清白和信誉，而且属于『非政治化的维权活动』。维权不正好从自身权益入手？然而余杰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不选择上法庭捍卫自己的清白，而是象李敖一样面对事实斥责徐林正是『小人物』。要知余杰那时还没有被美国总统接见。
我历来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来不会斥责谁是『小人物』。即使余杰没有剽窃，就凭这种蔑视他人的态度我也觉得余杰非正人君子也！更何况余杰确实剽窃。」
那时我还不知刘晓波曾以老侠为名与王朔一起在《美人送我蒙汗药》中嘲讽过余杰。刘晓波说余杰们，「就是本来干净的书桌，也会被他们弄脏，不弄脏就混不出名堂来」。「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一个个都站在巨人的头上俯视众生。」「我要问，他们在赎什么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么能这么不择手段地黑著脸献媚，他心里有什么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就这么一群人还要义正辞严，还被称之为一匹匹『黑骏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几个敞开了互媚」。 为什么刘晓波会为他自己曾经嘲讽过的「文坛剽客」吹喇叭呢？
接着我在《独立笔会与柏林大会—谈海内外作家的选择》中讲述了我对数位活跃在网上的中文独立笔会会员的初步印象，「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会员算五四派，因为他们传承了鲁迅和胡适对中华文化的谬论；以余樟法（东海一 枭）为代表的会员像清水君和我一样推崇中华文化。五四派主要集结在也是笔会负责人的陈奎德出面主编的观察网站」。当时的搜索结果是：「东海一枭名下仅２篇文章（杨天水１、郑贻春２）。刘晓波名下有243篇之多（余杰154、王怡95）」。「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五四派中少有文过问。而为法轮功呼吁的作家们要么被捕、要么失踪」。
不久，我就在《问女何所思？》中明确希望后起之秀们不要在意刘晓波，因为刘已沦为民众抗暴的阻力，文中表示，「自从读到汪红雨的《堕落文人刘晓波》后，我就想写篇文章劝劝后起之秀们不要苛求『文革一代』，应该以他们为诫，充实自己，超越鲁迅。我已把『堕落文人』当成了鲁迅的别号，不忍看它与刘晓波连在一起，毕竟刘晓波也是中共的专政对象。鲁迅把青年人误导上了中共的贼船，而刘晓波算是贼船上的造反者，虽然我也一再发现他象鲁迅一样说话不负责。他曾用生花妙笔把大陆的『文坛剽客』描绘成『拒绝谎言』的俊杰推介到海外。现在他又强加《未来中国论坛》『借声援高智晟的机会，再次煽动暴力夺权或政变』等罪名。刘晓波似乎不知正是在大陆的『军中声音』建议下《未来中国论坛》才得以问世，并专门用来讨论『如何解体中共』。『政变』作为选项在讨论中出现值得大惊小怪吗？更何况提出要『政变』的反共势力并不在海外，因为我等论坛议员没资格也没有能力搞政变！刘晓波既然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为什么要反对大陆军人搞政变？难道刘晓波也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愿意继续被共匪绑架？！
好在汪红雨越来越多，刚见识了泛蓝联盟的胆识，又听闻泛绿联盟的成立。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刘晓波不要沦为海内外华人反迫害运动的阻力！」
想躲躲不了
2007年，我先后三次在文中顺便驳斥刘晓波。我在撰写《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一文，指出，「推崇五四精神包括鲁迅和胡适的知识分子都还没有清除党文化的毒害。比如被张林列为六四新文化代表性作家的刘晓波。依我来看，刘晓波即使参与了六四前后的民主运动，也算不上六四知识分子，因为刘晓波继承了五四败家子反中华文化的衣钵和对中华文化的谬论。
我在从各个角度揭示鲁迅的丑恶面目时，研读过刘晓波的相关文章，比如《鲁迅的悲剧》。刘晓波居然在此文中声称『我们这个没有宗教、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民族，无法给他（鲁迅）提供一种更高的甚至绝对的尺度，使生而为人者有一份宗教性的谦卑和敬畏。』中华民族少说也有三大宗教（儒释道），鲁迅自己不仅不信，还要加以诋毁，刘晓波却倒打一钉耙，把鲁迅的罪过算在中华民族的头上！最不可思议的是，刘晓波在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斑斑劣迹和恶劣影响后却表示『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运，在狂妄得绝对、卑贱得纯粹的汉文化传统中，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更何况绝大多数不及鲁迅者。』就是说，刘晓波虽然象我一样相信『狂妄必遭天谴』，却仍然认为遭到天谴的鲁迅『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相反倒给传承敬天畏神重德行善的汉文化传统扣上『狂妄得绝对、卑贱得纯粹』的帽子。
所以，2007年在美国听人赞扬刘晓波时，我不客气地加以反驳。首先刘晓波对中华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在他的文章中上述五四谬论俯拾即是；其次，他以异议知识分子著称，却似乎不知共产党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实行独裁的坏东西，否则，他怎么会撰文赞赏中共笔杆子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诸如此类……
但我承认刘晓波确实会写，他不仅多产，而且也能写出令我赞叹的语句：『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和沉沦在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不过鲁迅也写出迷惑了包括六四一代在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
然而，当我多读了一些史料，了解到被鲁迅抨击的段祺瑞是个不可多得的仁人君子，而刘和珍则是上了地下共产党员当的五四青年以及鲁迅的为人和这篇文章的背景后，我就只能惊叹鲁迅多么会用谎言煽情了！而刘晓波却说鲁迅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其实，刘晓波只是透露了鲁迅是他『最需要的精神资源』，因为只有他才拒绝投奔光明，到国外深造，而愿意置身于黑暗中，象鲁迅一样『呐喊』，但他的运气没鲁迅好，因为鲁迅臆造的『铁屋子』在共产党的天下已成为现实，刘晓波一再被共产党投进监狱，可惜这还是无助于刘晓波象高智晟一样看透中共的邪恶本质，否则，他就不会象六四难属丁子霖一样盼望『党妈妈』为六四平反！
简言之，我赞同张林认为2004年前后出现在互联网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起源于六四，是『六四新文化运动』，但我不同意他把以刘晓波为首的一系列五四迷列为代表性作家，更何况后起之秀汪红雨对刘晓波的认识过程值得读者借鉴。」
接着我还在《女性意识》中表示，「面对『独立中文笔会』的刘晓波们指责在网上搞『天鹅绒行动』的高寒对中共判处大陆异议人士许万平和杨天水12年重刑负有责任，我觉得很好笑，因为被高寒名列『民主中国临时过渡政府各省市政权交接委员会接收成员』的大陆人士多的是，包括刘晓波自己，中共只逮捕许万平和杨天水，是因为他们俩不仅会写文章，而且还有实干精神和活动能力，就象清水君和张林一样。我不懂为什么刘晓波们不明白如此浅显的道理？
不过我虽收读了双方的论战，但无心介入，就象我也不想再为高智晟『悔罪』辩护一样，因为任何明白人都不会把高律师在魔掌中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生存而说的违心话当真，高律师的遭遇只能促使我更加反共」。
为了躲避刘晓波之流，我甚至辞去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评委。我在《力不从心—辞评委之故》中坦诚，「我乐于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则是因为发起人袁红冰们和我一样都与共产党及其党文化势不两立。我希望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能在解体党文化的同时『复兴中华神传文化』。遗憾的是，自荐者和推荐者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认识明显与我不同。
否则，刘晓波怎么会一再被人推荐。难道他不是五四反文化的传承者，党文化的传播者吗？刘晓波象五四知识分子一样诋毁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文化，对此我在《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一文中曾具体指出。以异议知识分子著称的刘晓波还一边写出《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等文章来吹捧中共笔杆子和思想力度对中共没有威胁的学者，似乎他不知道中共从来就没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一边却写出《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等不符合事实的文章在反共抗暴阵营中挑拨离间，对此我则在《问女何所思？》一文加以驳斥。而这只是我看到的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背道而驰的刘晓波言行……」
既然刘晓波象鲁迅一样让我想躲都躲不了，那我就迎接刘晓波拥趸的挑战，协助海内外的仁人志士抵制另类五毛，为历史留下中华儿女对抗共产「精英」的见证。
2010年11月首发
残体字版
在比较中鉴别刘晓波
身为文人我乐于支持各界反共抗暴，曝光反共阵营的伪类比如李建强（刘路……）；作为德国公民，我被迫抵制中共对德国社会的渗透比如德国之声的丹红门，驳斥五毛党的媚共言论。虽然我不能对中共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也不能阻止中共继续作恶，但我愿意竭尽所能传播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反共抗暴的英勇事迹，提醒世人，中共暴政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是我审时度事的标准。我用它来衡量一切公众人物，不会也不认同用不同的标准评判不同的人。
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落到刘晓波的头上，我还会象2007年以来一样躲着刘晓波似的鲁迅徒。没想到我会在“仰望历史的天空”下张贴刘晓东（三妹）谈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等信息时遭到李建强（刘路……）和李剑虹（小乔）的谩骂。于是，我立即表示， 我很庆幸能在自由中快活地声援同胞们的抗争。我对刘晓波的恶感最先来自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上网以后，被动地获知他与其跟班余某的更多丑闻。我认同魏京生等对刘晓波的立场和看法，但如果刘晓波不得诺奖，我不会专门去揭露和批评他。现在我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批评刘晓波的中共特色。
刘晓波的迷惑性
我是在1996年以后才第一次在德国读到刘晓波作品。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让我对他心生反感。但我2003年上中文网后，并没有囿于成见，相反，我还一度被他的网文所迷惑，并在撰写《走马观花（高行健-张艺谋）》时表示，高行健“的自我意识很强，但民族意识不足，也没社会责任心，所以我个人更赞赏三者兼备的刘晓波”。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刘晓波已从八九学运时的政治投机者升华为值得尊重的独立知识人。因此，我特意表示，“作为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信神女我理解刘晓波的西化论，但不赞成他的观点。事实上他所深恶痛绝的中共专制正是一个西化的政权，这是它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封建专制的根本区别。无论哪个王朝打下天下以后都信神敬天，尊孔奉佛求道，皇帝为天子，凌驾于臣民之上，但行王法，施仁政，有异议，大臣可以告老还乡，百姓可以拦轿喊冤。皇帝更不影响三从四德，三教九流。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只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神论暴力论），用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取代了神龛佛相孔子牌位。在共产党的天下，老百姓失去了一切自主权，什么都要中共说了算，从生儿育女婚嫁丧葬到上学工作居住迁徙。所以我以为不用西化，不学美国，只要赶走马列，就可复兴中国。有儒家风范正身陷困境的孙大午的实践足以应证我的观点。”
可惜随着我上网时间越长，越了解与刘晓波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我越觉得他还是一个缺乏道德的政治投机者。尤其是在2006年郭飞雄被剥夺了与小布什会见的机会后，我在调查排郭者余某的来历时，才明确认识到他们的中共特色和鲁迅精神。在揭露余某是文坛剽客的专文《从罢免谈起—余杰和丁子霖之我见》中我写道，“鲁迅因投靠国民党不成而上了共产党的贼船，甘当中共头号笔杆子，以骂人闻名并染红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而推崇鲁迅的余杰想进入体制内不成，便以‘拒绝谎言’的高姿态把自己描述为‘六四之子’，并因此骗取民心，甚至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刘晓波在《文坛剽客》出版发行的同年同月（2002年6月）还专门为余杰的文集《拒绝谎言》作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题为《余杰怎么成为文化名人？》的序言中刘晓波还谴责了‘把剽窃当成果’的大陆文坛乱象！
余杰被人以诽谤罪告上法庭，也因此被罚巨款，我不由得问提倡‘以真话来维权’的余杰为何不以诽谤罪把徐林正告上法庭？！这可关系到一个作家的清白和信誉，而且属于‘非政治化的维权活动’。维权不正好从自身权益入手？然而余杰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不选择上法庭捍卫自己的清白，而是象李敖一样面对事实斥责徐林正是‘小人物’。要知余杰那时还没有被美国总统接见。
我历来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来不会斥责谁是‘小人物’。即使余杰没有剽窃，就凭这种蔑视他人的态度我也觉得余杰非正人君子也！更何况余杰确实剽窃。”
那时我还不知道刘晓波曾以老侠为名与王朔一起在《美人送我蒙汗药》中嘲讽过余杰。刘晓波说余杰们，“就是本来干净的书桌，也会被他们弄脏，不弄脏就混不出名堂来”。“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一个个都站在巨人的头上俯视众生。”“我要问，他们在赎什么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么能这么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么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就这么一群人还要义正辞严，还被称之为一匹匹‘黑骏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几个敞开了互媚”。 为什么刘晓波会为他自己曾经嘲讽过的“文坛剽客”吹喇叭呢？
接着我在《独立笔会与柏林大会—谈海内外作家的选择》中讲述了我对数位活跃在网上的中文独立笔会会员的初步印象，“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会员算五四派，因为他们传承了鲁迅和胡适对中华文化的谬论；以余樟法（东海一 枭）为代表的会员像清水君和我一样推崇中华文化。五四派主要集结在也是笔会负责人的陈奎德出面主编的观察网站”。当时的搜索结果是：“东海一枭名下仅２篇文章（杨天水１、郑贻春２）。刘晓波名下有243篇之多（余杰154、王怡95）”。“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五四派中少有文过问。而为法轮功呼吁的作家们要么被捕、要么失踪”。
不久，我就在《问女何所思？》中明确希望后起之秀们不要在意刘晓波，因为刘已沦为民众抗暴的阻力，文中表示，“自从读到汪红雨的《堕落文人刘晓波》后，我就想写篇文章劝劝后起之秀们不要苛求‘文革一代’，应该以他们为诫，充实自己，超越鲁迅。我已把‘堕落文人’当成了鲁迅的别号，不忍看它与刘晓波连在一起，毕竟刘晓波也是中共的专政对象。鲁迅把青年人误导上了中共的贼船，而刘晓波算是贼船上的造反者，虽然我也一再发现他象鲁迅一样说话不负责。他曾用生花妙笔把大陆的‘文坛剽客’描绘成‘拒绝谎言’的俊杰推介到海外。现在他又强加《未来中国论坛》‘借声援高智晟的机会，再次煽动暴力夺权或政变’等罪名。刘晓波似乎不知正是在大陆的‘军中声音’建议下《未来中国论坛》才得以问世，并专门用来讨论‘如何解体中共’。‘政变’作为选项在讨论中出现值得大惊小怪吗？更何况提出要‘政变’的反共势力并不在海外，因为我等论坛议员没资格也没有能力搞政变！刘晓波既然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为什么要反对大陆军人搞政变？难道刘晓波也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愿意继续被共匪绑架？！
好在汪红雨越来越多，刚见识了泛蓝联盟的胆识，又听闻泛绿联盟的成立。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刘晓波不要沦为海内外华人反迫害运动的阻力！”
想躲躲不了
2007年，我先后三次在文中顺便驳斥刘晓波。我在撰写《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一文，指出，“推崇五四精神包括鲁迅和胡适的知识分子都还没有清除党文化的毒害。比如被张林列为六四新文化代表性作家的刘晓波。依我来看，刘晓波即使参与了六四前后的民主运动，也算不上六四知识分子，因为刘晓波继承了五四败家子反中华文化的衣钵和对中华文化的谬论。
我在从各个角度揭示鲁迅的丑恶面目时，研读过刘晓波的相关文章，比如《鲁迅的悲剧》。刘晓波居然在此文中声称‘我们这个没有宗教、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民族，无法给他（鲁迅）提供一种更高的甚至绝对的尺度，使生而为人者有一份宗教性的谦卑和敬畏。’中华民族少说也有三大宗教（儒释道），鲁迅自己不仅不信，还要加以诋毁，刘晓波却倒打一钉耙，把鲁迅的罪过算在中华民族的头上！最不可思议的是，刘晓波在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斑斑劣迹和恶劣影响后却表示‘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运，在狂妄得绝对、卑贱得纯粹的汉文化传统中，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更何况绝大多数不及鲁迅者。’就是说，刘晓波虽然象我一样相信‘狂妄必遭天谴’，却仍然认为遭到天谴的鲁迅‘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相反倒给传承敬天畏神重德行善的汉文化传统扣上‘狂妄得绝对、卑贱得纯粹’的帽子。
所以，2007年在美国听人赞扬刘晓波时，我不客气地加以反驳。首先刘晓波对中华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在他的文章中上述五四谬论俯拾即是；其次，他以异议知识分子著称，却似乎不知共产党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实行独裁的坏东西，否则，他怎么会撰文赞赏中共笔杆子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诸如此类……
但我承认刘晓波确实会写，他不仅多产，而且也能写出令我赞叹的语句：‘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和沉沦在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不过鲁迅也写出迷惑了包括六四一代在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
然而，当我多读了一些史料，了解到被鲁迅抨击的段祺瑞是个不可多得的仁人君子，而刘和珍则是上了地下共产党员当的五四青年以及鲁迅的为人和这篇文章的背景后，我就只能惊叹鲁迅多么会用谎言煽情了！而刘晓波却说鲁迅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其实，刘晓波只是透露了鲁迅是他‘最需要的精神资源’，因为只有他才拒绝投奔光明，到国外深造，而愿意置身于黑暗中，象鲁迅一样‘呐喊’，但他的运气没鲁迅好，因为鲁迅臆造的‘铁屋子’在共产党的天下已成为现实，刘晓波一再被共产党投进监狱，可惜这还是无助于刘晓波象高智晟一样看透中共的邪恶本质，否则，他就不会象六四难属丁子霖一样盼望‘党妈妈’为六四平反！
简言之，我赞同张林认为2004年前后出现在互联网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起源于六四，是‘六四新文化运动’，但我不同意他把以刘晓波为首的一系列五四迷列为代表性作家，更何况后起之秀汪红雨对刘晓波的认识过程值得读者借鉴。”
接着我还在《女性意识》中表示，“面对‘独立中文笔会’的刘晓波们指责在网上搞‘天鹅绒行动’的高寒对中共判处大陆异议人士许万平和杨天水12年重刑负有责任，我觉得很好笑，因为被高寒名列‘民主中国临时过渡政府各省市政权交接委员会接收成员’的大陆人士多的是，包括刘晓波自己，中共只逮捕许万平和杨天水，是因为他们俩不仅会写文章，而且还有实干精神和活动能力，就象清水君和张林一样。我不懂为什么刘晓波们不明白如此浅显的道理？
不过我虽收读了双方的论战，但无心介入，就象我也不想再为高智晟‘悔罪’辩护一样，因为任何明白人都不会把高律师在魔掌中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生存而说的违心话当真，高律师的遭遇只能促使我更加反共”。
为了躲避刘晓波之流，我甚至辞去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评委。我在《力不从心—辞评委之故》中坦诚，“我乐于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则是因为发起人袁红冰们和我一样都与共产党及其党文化势不两立。我希望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能在解体党文化的同时‘复兴中华神传文化’。遗憾的是，自荐者和推荐者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认识明显与我不同。
否则，刘晓波怎么会一再被人推荐。难道他不是五四反文化的传承者，党文化的传播者吗？刘晓波象五四知识分子一样诋毁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文化，对此我在《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一文中曾具体指出。以异议知识分子著称的刘晓波还一边写出《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等文章来吹捧中共笔杆子和思想力度对中共没有威胁的学者，似乎他不知道中共从来就没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一边却写出《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等不符合事实的文章在反共抗暴阵营中挑拨离间，对此我则在《问女何所思？》一文加以驳斥。而这只是我看到的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背道而驰的刘晓波言行……”
既然刘晓波象鲁迅一样让我想躲都躲不了，那我就迎接刘晓波拥趸的挑战，协助海内外的仁人志士抵制另类五毛，为历史留下中华儿女对抗共产“精英”的见证。
2010年11月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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