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1日 00:07
- 郑乐捷
伦敦 —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今年的主题是“去国离乡的希望”(Hope away from home)。香港近年的政治动荡导致大批港人离开,许多人到了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在等待批准的漫漫长路上,这些在英港人的生活如何,在世界难民日这一天,美国之音带您进入他们的世界。
2019年,李家伟在香港选举中获胜,成为一名区议员。他后来参选立法会,签署了《墨落无悔》声明,一份被当局指控为47名民主派人士“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证据”。他感觉自己面临风险,决定在2021年3月离开香港。他在同年7月决定申请政治庇护,直到2022年1月才约到与审批官员会面。
他认为,官员不清楚香港发生的事,又质疑他为什么数月后才申请,更曾经错误怀疑他是非法入境,令他感到申请过程混乱。幸运的是,透过国会议员协助,他在一个月后就进行第二次会面。不过,官员仍不了解情况,一般会面会是一到两小时,他则花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他没有要求翻译,但不知为何官员安排了一名翻译,对方与他明显地有着相反的政治立场,让会面变得相当奇怪及不愉快。
他说:“结果情况是,我解释了很多次,但翻译官的转译略过了很多细节,而且是有偏见的。例如他会明显称呼我们为暴徒,但我用广东话的说法并不是这样的。我当初有试过说,我不太需要翻译官,不如不要用翻译官,但他们坚持要有翻译官,因为他们认为翻译官去综合说的内容,没有那么冗长。”
李家伟在审批会面前,呼吁香港人不要在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中投票,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缉。他指出,官员在会面时没有查看他提交的廉政公署网上通缉名单截图,让他感觉官员没有认真处理。第二次会面是申请过程最后一步,在16个月后,李家伟仍然没有听到任何回音。
申请过程倍感压力
2019年,Karson是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内的抗议者,在被捕后他虽然获无条件释放,但担心会再次被捕,于是决定离开。他在2021年7月到英国。
他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在下飞机时十分紧张,忘了要在海关申请政治庇护。他先暂住在酒店,预约申请政治庇护需要等一个月。住了十多天后,他已经用尽手上的钱,于是决定直接到入境中心敲门。
他形容整个申请过程有很大的压力,在数小时的等待过程,他感到中心的保安不断冷嘲热讽他,威吓他说,如果他使用电话就会取消他的申请。他说,很不理解保安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很影响申请者的心理状态。即使见过官员后,开始等待审批,他仍然感受到压力。
Karson说:“其实这种压力每天都有,很大很深远。难过吗?很难过。辛苦吗?很辛苦。我只能有信念,我不可以令家人担心,所以我一定要挨过这一关。再者,在这里起码我不用担心安全。这些全都会过去的,慢慢努力,慢慢来吧。”
生活煎熬
前香港区议员李家伟到英国后,有三个月都住在所谓的“家长屋”中,即是民主派支持者的家中。在其后的一年里,他搬过11次家。最后他搬进一名朋友家中,已经住了一年多。
他说:“过程是很困难的。作为一个刚到不久的人,不要说生活或其他事,连住都未解决,再加上不能工作,没有事可以做,只是不停搬家,搬来搬去,其实是很折磨人的。不只是我,我想特别是财政负担更大的朋友,可能有些是学生,可能会更加严重。但我当时觉得很辛苦,这件事很煎熬,当时完全生存好像没有目的一样。去到终于有地方定居下来,你才开始有时间去思考,我以后要怎么办?”
李家伟说,起初自己有如一位隐蔽青年,每天只能到超市买减价菜、煮饭、玩游戏。在英国的第一个冬天,有一刻他发觉自己精神健康不妥,必须改变生活。
他说:“我当时躺在床上,我自己整个脑袋都在想,我受不了,我很想回香港。当时我真的有这种想法,我真的去看了回香港的机票。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这么傻?但是你就发现有这种警示,这种生活不能持续下去。当时我就开始让自己不再游手好闲,开始找事情做,有很多人选择去健身,我就选择了一些运动去做,看看书、写文章,慢慢发现我抒发了情绪,我的日子原来也不是这么难过。”
情绪抓狂
Karson获分配到伦敦一间酒店居住,酒店提供三餐,但他每星期收到的津贴只有大约8英镑,大约73块人民币。因为不能工作没有收入,即使酒店位置交通便利,他只能跟住在附近的朋友聚会,有需要时才坐车,尽量省钱。
他说,起初住进酒店的经历让他很压抑,职员误以为他必须要隔离十天,他不断解释他已经打了两针疫苗【小编推荐:显微镜学家发表对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并不需要隔离,对方到了第五天才确认他的说法正确。他住在地底一层,那五天望出窗外,只能见到一堵墙。
他说:“那几天的情绪是超级差。差到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整个人好像抓狂一样,状态接近疯癫,每日都在行尸走肉,很想很想出去。因为我不是自己选择留在这里,而是被逼留下,所以那五天很难过。”
运动改变心态
李家伟说,他知道自己必须要改变生活后,无意间找到了一家射箭会,一个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的运动。从此他的生活丰富了不少,认识到一群新朋友。
起初,他觉得政治庇护者的身份“羞耻”,只好对新朋友说谎,自己曾经是记者,因为新的签证政策而来。在认识差不多七个月之后,他才愿意道出真相。
他说:“我想特别是欧洲国家,大家都会觉得有政治庇护者很正常,他们反而都会想知道你的故事是怎样,有很多人会想,怎样才能说出香港的故事?很多人挣扎这一点。但其实当你愿意说你是政治庇护者,其实你可以说出你的经历,你已经在说出属于你的香港人的故事。那时我慢慢意识到原来政治庇护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原来去讲自己的故事是很重要时,我就发现这件事也不是那么羞耻,原来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说出来,人们是那么愿意去听,也让更多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家伟已经获得一家大学录取,9月就要开始攻读硕士学位,他很期望开展新的一页。
精神健康至关重要
Karson仍在等待第二次与审批官员的会面。他说,自己每天的生活围绕读新闻、学英文、做运动。因为他很喜欢踢足球,“不怕丑”地加入了很多群组,在英国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大家互相帮忙。他说,运动是让他释放压力的好方法,平衡了生活,让自己少一点胡思乱想。
Karson提到,2021年有报道指出,一名在英国等候政治庇护的香港女生在曼彻斯特自杀,他说自己在2019年到2021年之间患上抑郁症,深深明白精神健康的重要。
2022年6月,Karson参加港人组织在英国国会外的集会,他在上台发言时,决定脱下口罩。他说既然自己不会回到香港,揭露自己的身份是为了让集会参加者信任他,也给其他示威者一点勇气,不要害怕面对自己的创伤,要寻求协助。一年后的集会,他再次上台鼓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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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希望让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不会被当成疯子,精神健康影响身体,身体会影响精神健康,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及精神复原。这是应该被重视的,而他们本身也应该是被大家重视的人,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把他们找出来,帮助他们,因为可以支援他们的资源是有的,只有越多的人行动,才能把他们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