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编者按：世界新闻自由日发布的报告再次显示中国稳居关押记者之首，由此可管窥中国言控的严酷程度。事实上，在中国的言禁不仅表现于当局对记者的关押，而且表现于当局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各个言论的细节上进行系统性严密管控，进而达成对一切公民的普遍而持续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剥夺。）
一、中国关押记者人数仍居全球之首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5月3日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这天发布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关押记者人数依然位居全球第一。这个总部在巴黎的新闻自由倡导组织说，中国政府继续对信息进行严格的管控和审查。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拘押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新闻工作者，还继续对信息渠道实施严格控制，实施内容审查和监视政策来管理在线内容，并限制被视为敏感或违背中国共产党路线的信息的传播。
相比2023年的倒数第二、也就是179名相比，中国今年的排名略有上升，但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告诉美国之音（VOA），这一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其他国家的自由度下降。
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中国没有任何改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关押了119名记者，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
白奥兰援引了2023年11月南京异议维权人士、独立记者孙林疑似遭警察殴打身亡一事，以及2024年1月反腐记者上官云开被判15年徒刑。
“所以我们看到安全实际上正在下降，中国政权对待记者的方式也没有任何改善。”她指出，“月复一月，我们实际上看到情况可能比以前更糟糕，甚至以前允许报道的简单主题现在都无法再报道了。即使对于那些仍然有一定自由访问中国并尝试触及某些话题的外国记者来说，这也开始变得非常困难。”
同样由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恶化，香港本年度的新闻自由排名也略有升高，为第135名，高于2023年的第140名。然而，无国界记者的白奥兰指出，北京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导致记者受到更多迫害，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实则下降了。
“现在情况也没有改善，随着新法律的出台，煽动叛乱罪可能面临10年监禁，而间谍罪也是其中一项条款。这是中国大陆当局广泛使用的法律，尤其用来打击记者和独立声音，比如桂民海。”白奥兰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在法律中加入此类条款，那意味着政府正在努力寻求在香港设置更多可能用来对付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的工具。”
二、中国日益严苛的新闻管控逼走外媒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三、对国内自媒体频频展开专项整治
今年来中共再次出拳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举凡自导自演造假、蹭炒社会热点等5种行径，都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但海外自媒体人狂酸“共产党造假还会比自媒体少吗”，表示中共整治自媒体是为了创造“舆论一律”，是一项洗脑工程，让人民只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逻辑和一个事实，好让当局借由统一舆论来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
中共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的专项行动，锁定自导自演式造假、不择手段蹭炒社会热点、以偏概全设置话题、违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煽情表达讯息及滥发“新黄色新闻”（指标题煽情、内容贫乏的讯息）等5种行径，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
网信办说，这项专项行动的工作目标是遏制自媒体“摆拍造假风”，压缩“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空间，提升自媒体发布讯息的可信度，并说要压紧、压实网站平台讯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切断“毒流量吸粉变现”利益链，“扩大优质讯息内容触达范围，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刘姝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共要去整治自媒体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网红流量瞬间暴量，影响到中共在网络上做舆论引导的规划，迫使中共想要主导的议题往后推升。
她表示，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就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管网络”是其对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政策，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而这里的安全实际上就是政权安全。
当自媒体发表不利中国经济的言论，尤其像是收入不平等或是青年失业等议题，就会被定调为犯罪，该网红账号就会被当局封锁，就是一个例子。但她说，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粉饰太平的行为，因为异议分子的存在正好彰显了中共网络治理的失败，这也会让中共的整治范围不断扩张，变得无限延伸，无所不包。
虽然过去这几年来中共已经连续以“清朗”之名提出了一系列整顿网络自媒体“乱象”的政令，但王剑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媒体没有“乱象”，自媒体本来就是自由发挥、不受约束，所谓的“乱象”是中共给自媒体套上的一个紧箍咒而已。自媒体本来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是对中共来讲，没有听从当局指挥的就是混乱，所以要加以严管。
“中共的宣传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叫舆论一律，就是只能有一个声音，这是整个洗脑工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在这个洗脑工程当中的所有民众，你只能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逻辑、一个事实。”
他表示，中共之所以要整治自媒体，是为了要控制舆论，中共当初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也是控制媒体，制造统一舆论。他说，在中国，所有的大V都有原罪，因为大V的千万粉丝让中共忌惮，担心影响力超过当局，所以要设定规则，杀鸡儆猴对付。
四、将公民记者迫害得走投无路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公民记者方斌新租房 半个月就遭驱赶将流落街头方斌说，他4月15日和房东签下一年租约，并支付一年房租，三日后就被要求解除租赁合同。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出狱整整一年，5月1日方斌告诉本台，他从硚口区搬到黄陂区一社区居住，并签下一年租约，才半个月就被房东赶出租屋，要求解除合约。4月28日，他家的水、电和煤气被切断。
2020年2月1日，武汉疫情爆发期间，方斌通过视频揭露了武汉疫情死亡情况，其后遭到当地警察抓捕，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方斌3年有期徒刑。去年4月30日刑满出狱。
方斌30日刑满出狱后，立即被当局送往北京，而北京方面不愿收留方斌。次日早晨，方斌又被连夜送上高铁，第二天上午回到武汉。其后，方斌住在武汉市硚口区，因时常受到来自警方的盘查，于是搬到郊区黄陂。
方斌说，黄陂区滠口街街道办觉得他将造成“维稳”压力：“他们觉得我住在这里‘危险’，他们要‘维稳’，这个、那个的。又派人管着我，要产生这个费用，那个费用，反正他们觉得（我在这里）麻烦，来一个人，他们多一个责任。他们现在赶我走，没有道理啊，我合同都签署了，为什么要赶我走。他要我走就要赔偿，按照消费法规定是3到10倍的赔偿。因为房东不能把房子出租又出售。他说已经卖了（房子）。”
方斌说，他入住一周后，被告知房东以50万元把房子出售，并向方斌出示买卖合约。他说，不知这份合同真假，其后新买家出面催促方斌搬离，并断水停电：“我27日离开，28日把门打开了，29日又给我房内的水电都停了，29、30以及5月1日连着三天。今天早上又把我的门锁搞坏了，我进不去了，门都搞坏了。”
五、中国严苛的言论审查制度
中国审查制度是指由中国政府及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实行或委托实行的对言论或作品的审批及查禁，与对内宣传相互配合。审查对象主要是被其认定对中共其不利的事闻、评论或创作等，例如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普世价值、人权、民怨、宗教、无政府主义、新闻自由，LGBT【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裸体、性，境内不平等、冲突、示威、社会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政商丑闻（国际揭秘文件，如巴拿马文件）、不当作为、被认定的传销组织、邪教、分裂组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以及有关境外新闻源等等。自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执政后，中国的审查制度变得更加广泛和严厉。
中国审查领域覆盖教育、研究和受众广泛的各类大众媒体，例如广播、电视、电影、音乐、光盘、广告、报刊、图书（文学）、邮递、短信、互联网（社交网络、即时通信、互联网电视、自媒体）和游戏等。当局主张其有权在其境内控制互联网内容，称此举不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
2006年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将该国出版审查程度列为“非常严重”，是为五级制中最差一级。2012年开放网络促进会将该国互联网审查在政治和冲突/安全两项中标为“普遍过滤”，在社交和互联网工具两项则标为“大量过滤”，分属所有五个标度中最严重的两个标度。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2005年将该国新闻自由状况评为最差一级“不自由”，称“当局通过党委对新闻素材的监控、法规对记者的限制和对自我审查的金钱激励等复杂的组合拳控制新闻媒体”，2011年指越来越多活动家在网上被“封杀”。据多家外媒报道，自习近平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的出版自由进一步下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查包含了广泛的题材。审查背后的日程各种各样；一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规定，有些据猜测来自国内的观察员。
根据《南华早报》，中国政府定期下达指令以“指导”各个敏感问题的报道。媒体组织因此接受自我审查，或者冒着被关闭的危险。
中国的审查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审查帮助阻止未经许可的改良主义、分离主义、“反革命”或者宗教思想以和平或者其他方式组织起来或者传播。另外，审查阻止中国公民发现或者了解更多能产生或者激起反政府情绪的共产党过去或者现在的失败。审查手段如屏蔽境外政府网站或许还能阻止公民了解到其他的政体并要求实行类似的体制。中国还屏蔽和中国官方的版本有冲突的史料，特别是对历史上的日本和西藏的描述，还有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民族所发生的冲突。
六、多年来随时追加的各种言论封禁条规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政府据传发布了当地媒体在奥运会期间报道的指引：与奥运会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要低调报道，诸如藏独和东突运动以及食品安全问题如“致癌矿泉水”的话题不能被报道。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媒体产生怀疑中国寻求的完美的竞赛或许是有助于推迟召回被污染的配方奶粉的因素，此事已造成50,000多名宝宝肾结石并造成至少4名婴儿死亡，即使中央政府予以否认。
2009年2月13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宣布实施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加强对新闻职业者和报告活动的监督管理。包括一个从事不良职业行为的人的完整数据库针对从事报道和编辑工作而被解雇的人。即使这一控制表面上“坚决制止假新闻”，还是受到了因为审查而被解雇的《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的批评。李大同称“假新闻和假记者确实存在，但已经有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路透社称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围观管控报纸和媒体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政府一直关注经济衰退及“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的不安。
2011年1月，博讯揭露负责宣传部门的政治局委员李长春发出指示要求中国媒体低调处理社会紧张的问题如地价、政治改革和重大灾害或事故，并且保证报道没有显露共产党的负面信息。共产党警告媒体必须“确保党和政府没有成为批评的焦点或目标”，并且任何提到政治改革的内容必须反映政府的正面形象。
2016年5月20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上台演讲这天，微博等平台无法搜索蔡英文、中华民国等关键字。
2018年3月25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访华，在其访华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的网络屏蔽了大部分与朝鲜相关的负面内容，并列入禁搜敏感词。
2019年1月，由于委内瑞拉爆发总统地位危机，中国大陆对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危机类消息进行严厉审查，甚至有人因转发相关信息被行政处罚。
2020年6月4日起，中国退役足球运动员郝海东宣布建立“新中国联邦”，后遭到中国大陆政府全面封杀。
2023年１２月１５日，中国国家安全部通过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警告社交媒体用户不得说中国经济不好的话，否则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可以受到刑事处罚。
１２月１７日，日本公共电台和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ＮＨＫ就此发出报道说：
“（中国国安部的）文章指出：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不断出现，其本质是妄图以种种虚假叙事构建‘中国衰败’的‘话语陷阱’‘认知陷阱’，以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进行攻击”，暗示有可能将批评中国经济的言论视为违法行为并进行处罚。
“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中国经济前景变得不确定，当局似乎对人们在国内外表达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严峻看法感到神经紧张。”
七、中国在打击新闻自由上没有任何改善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和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严厉压制新闻自由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
美國國會眾議員、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資料圖片）
声明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的媒体环境「持续萎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花费数十亿美元审查新闻和信息流动，并起诉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中国公民」。
自由「必须成为美国与中国关系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指出，新闻自由对于在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更深入、更诚实的理解也「非常重要」。「目前实施的许多新闻和媒体限制不仅限制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限制了中国人民对自己政府及其政策的了解。
两位议员在声明中向中国那些在恶劣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追求真相和挑战当局打压的人们致敬。声明提到的遭到不公正拘留的中国和香港记者、部落客、媒体人士、出版商和公民记者包括：陈杰人、吉米赖、董玉玉、额尔金·吐尔逊、桂敏海、黄奇、黄学勤、伊力哈木·土赫提、李新德、库尔班·马木提、阮小欢、上官云凯、杨恒均、杨泽伟、张展等。
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发布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SF）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关押记者人数依然位居全球第一。
相较于2023年的倒数第二、也就是第179名，中国今年的排名略有上升，但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告诉美国之音（VOA），这一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其他国家的自由度下降。
她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鲍蓉电话采访时说：「中国没有任何改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关押了119名记者，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
同样由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恶化，香港今年的新闻自由排名也有所上升，为第135名，高于2023年的第140名。然而，白奥兰指出，北京2020年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导致记者受到更多迫害，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实则下降了。
白奥兰说，「现在情况也没有改善，随着新法律的出台，煽动叛乱罪可能面临十年监禁，而间谍罪也是其中一项条款。这是中国大陆当局广泛使用的法律，尤其用来打击记者和独立声音，例如桂民海
八、国际社会要求释放被羁押的所有新闻记者
“媒体自由受到围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没有事实，我们就无法与错误和虚假信息作斗争。没有问责，我们就不会落实强有力的政策。没有新闻自由，我们就没有任何自由。新闻自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
“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RSF）美国办公室主任克莱顿·韦默斯说。“这是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础。”
“新闻工作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成为犯罪，”拜登在声明中表示。“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只是因为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入狱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呼吁在各地保护新闻工作者，包括在军事行动期间。”
九、监控国家的全景监狱
长驻中国多年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李肇华（Josh Chin）与林和（Liza Lin），于2017年发现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监控技术；追踪该议题多年后，他们将採访报导的成果汇集成书《监控国家：中国全力打造的数位乌托邦，一座不断进化、从上到下集体共构的全景监狱》，从政府官僚、人民、企业等不同行为者的角度，完整描绘出监控体制的日常运作，
科技监控
近年来，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施的高压政策，让世界注意到中国政府对监控技术的应用。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的监控体制”成为显学；光是近两年，就有人类学家戴伦・拜勒（Darren Byler）聚焦维吾尔人处境的《黑甲山的微光：中国恐怖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新疆，从科技监控、流放青年与钉子户一窥维吾尔族的苦难与其反抗》，以及德国记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的《和谐社会：中国，大数据监控下的美丽新世界》在台出版。
李肇华对《报导者》指出，《监控国家》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呈现出中国监控体制的复杂性。
除了描绘中国官僚如何应用监控技术，以及一般民众体验、甚至对抗监控的方式之外，李肇华与林和也谈中国的网络公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如何和中国政府处于一种既矛盾、又共生的复杂关系。
中国政府近来也开始将AI和监控科技，视为拓展国际影响力的途径，不只在乌干达等发展中国家建置监控系统，还在COVID-19疫情期间藉机宣传，把中国模式打造成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好的替代选择”──由此，《监控国家》也将监控体制提升到了地缘政治的层次，论及美中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报导中国之所以困难，也是因为现在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非常少──我和我的同事就被驱逐了，而且他们当时告诉我，我将永远不能以记者身分回到中国。所以美国新闻机构现在大多只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包括台湾），持续尝试对中国进行报导，这点真的很痛苦。
像我现在如果要採访中国人，就要想办法在小红书、微信上面，尝试寻找受访者，然后再打电话给上百个我不认识的人，期待有某个人愿意接起电话，非常累人。但一般人接到陌生人突然来电，通常只会觉得莫名其妙，不会想要和我谈话。尤其中共现在会把外国记者描绘成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很多中国人甚至会认为我是间谍。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特效的解方，只能努力尝试、努力打电话，然后寻找公开资讯──虽然公开资讯也已变得愈来愈难取得。
基本上，你可以说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黑箱。
但真要说的话，我希望告诉台湾和中国的读者，请深入思考我们周遭的各种科技：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和科技的关系正在出现重大的变革，而台湾和中国，就处在这场变革的最前线。你需要花些时间、退后一步，然后想想那些监视器、那些充斥在你生活中的数据，想想是谁在控制它们，他们的目的为何，然后试着去调整你和这些技术的关系。你还可以思考：为了安全或便利，你让渡了多少权力和自由？
这不是在叫大家拒绝所有科技，毕竟现代生活是离不开数位监控的，但谨慎一点，总是值得的。
详情请参考：
1、无国界记者公布年度世界新闻指数：中国倒数第八，关押记者人数仍居全球之首
（https://www.voachinese.com/a/rsf-published-2024-world-press-freedom-index-china-still-has-most-journalists-behind-bars-20240503/7595750.html）
2、无国界记者：2023年中国仍是全球最大记者监狱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sh2-01052024125922.html）
3、世界新闻自由日，外媒记者谈中国报道：“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媒”
（https://www.voachinese.com/a/7594107.html）
4、中共下令整治自媒体乱象 目的是统一舆论？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vowed-to-overhaul-self-media-for-grabbing-traffic-without-a-bottom-line-20240501/7593210.html）
5、公民记者方斌新租房 半个月就遭驱赶将流落街头
（https://lingbaxianzhang.blogspot.com/2024/05/blog-post_97.html）
6、世界新闻自由日，看北京如何在重大国际事件中争夺“话语权”
（https://www.voachinese.com/a/7594059.html）
7、拜登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声明：所有被 监禁记者都应获释
(https://ift.tt/kwB21Ed)
8、美國兩黨議員發聲明批評北京壓制新聞自由向敢於抗爭的人們致敬
(https://ift.tt/0ob4lpr)
9、李易安：为了安全，你要让渡多少自由？专访《监控国家》作者李肇华谈数位监控时代的民主危机
(https://ift.tt/0NrvHYs)
(https://www.voachinese.com/a/world-media-on-china—bad-news-about-chinese-economy-keeps-piling-up-when-official-ban-on-bad-mouthing-20231221/7407546.html)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查制度
(https://ift.tt/cT3syV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