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爱斌 被 #变更强制措施 为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江苏无锡人权捍卫者沈爱斌因陪同访民到无锡公安局锡山分局洞庭派出所拿传唤证，被副所长戴峰派人殴打致鼻梁骨折后又被抄家刑拘；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沈爱斌提起刑事报案，指控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东亭派出所副所长戴沣涉嫌故意伤害等；在被刑拘一个月后，沈爱斌被变更强制措施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近日律师前往会见了沈爱斌。

 

2025年10月27日，沈爱斌因帮助访民浦兴娣索要传唤证在派出所遭警察戴沣殴打，后一度昏迷送医确诊鼻梁骨折，头部外伤 ；

 

10月30日，沈爱斌被无锡警方上门抄家并带走；10月31日，其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羁押于无锡看守所；

 

11月4日，沈爱斌在无锡市看守所提起刑事报案，指控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东亭派出所副所长戴沣涉嫌故意伤害等。

 

11月30日，沈爱斌被送回家中，变更强制措施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12月2日下午，律师前往会见到了沈爱斌。

 

沈爱斌家门口有派出所人员携带执法记录仪不间断看守，家门口增加了好几个摄像头，沈家变成了一个大号监室。

 

律师会见在派出所的一间会议室内，律师指出监视居住期间比照看守所内安排会见是非法的，正常访客派出所不应该禁止。

 

沈爱斌得了感冒，在看守所内打针治疗，回家却没有任何治疗措施。他的生活现在政府不管，也不让他下楼活动，这样在家中监视居住还不如看守所。

 

据悉，沈爱斌，江苏省无锡人，退伍军人，原中共党员，曾任无锡市锡山区城管局大队长，后成为公民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因维护自身权益以及多次参与营救访民的行动，他曾多次被捕入狱，维权过程中多次遭到打压迫害。

 

附：沈爱斌《刑事报案信》（任全牛律师代为公开）

 

刑事报案人:沈爱斌,男,1973年10月5日生,公民身份证号:320201197#……,住无锡市梁溪区广益佳苑#号#室,因遭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枉法以寻衅滋事罪刑事立案,现被刑事拘留于无锡看守所105监室。

   

犯罪嫌疑人:戴沣,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东亭派出所副所长,警号:221928。

 

涉嫌罪名: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滥用职权罪。

 

犯罪事实:

2025年10月27日下午5时许,戴译在东亭派出所大厅无任何法律手续抢走报案人和沈晓玲的手机,随后指使下属将报案人殴打一顿、经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南院)诊断、报案人被殴打致双侧鼻骨骨折,左侧鼻骨移位(塌陷),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报案人的伤势已构成轻伤????二级，根据《刑法》的规定，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滥用职权罪追究戴沣的刑事责任。

  

报案请求:

1.请无锡市看守所和无锡市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室依法将《刑事报案信》移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无锡市监察委员会和无锡市公安局,并将移送文书回执送达报案人;

  

2.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无锡市监察委员会和无锡市公安局依法对报案事项确定管辖，并将受理、审查、立案和查处结果依法告知报案人。报案人在看守所期待公正结果。

 

事实与理由:

2025年10月11日中午,我(报案人,下同)朋友浦兴娣在锡山区政府旁的公厕门口被犯罪嫌疑人戴沣带人将其押走,关押22小时,释放时有传唤证但不给浦(浦兴娣简称,下同),后浦投诉,10月21日在东亭街道政法、信访、戴沣和浦见面时,戴沣当场同意答应10月22日将传唤记给浦,可10明22日并未将传唤证给浦。  

   

2025年10月27日下午,浦约我利陆阿姨陪她一起去东亭派出所索要传唤证,我们到达时民警正在陆续下班,沈晓玲说浦与我三人在东亭派出所,就也到东亭派出所报案,称“有不明身份的人一直跟踪尾随她。”东亭派出而民管出警并将跟踪尾随人员信息记录下来。然后,浦就让沈晓玲不要先走,等她拿好传唤证一起走,于是浦就带我和沈晓玲在门卫登记好后走到派出所大厅,当时已经下班,大厅空无一人,我们就在看墙上的民警公示栏,找熟人朋友,一会儿过来一保安,问明情况后把浦带到大厅旁一玻璃门的房间内,墙上写着“调解室”字样,当时戴沣正在里面,浦进去几分分中气愤地走出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戴沣不肯给信唤证,这时戴沣跟着走过来,浦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肯把信唤记给我,你说好给我的。”戴沣对她说:“传唤证不给你了,已经给你答复了。”浦又对他说“你要给我书面答复,你不能以口头答复代替传唤证。”这时,我就说了句:“警察同志,根据法律规定,传唤证应当给当事人的。”戴沣听了我的话,回过头对我说“你是谁?”我回答:“我是沈爱斌”,他听后瞪了我一眼,立即走了,到里面的房间去叫人了,一会儿大厅出现几名身材槐武的壮汉,没有穿制服,来就无故对我们进行推搡。

 

我见浦没拿到传唤证,不明身份的人对我们推搡,我就让浦走，不要停留、我就往外走（从大厅里），走到门口，没出门，看到戴沣从门外走进来，当时我左手垂着拿着手机,戴沣与我面对面走来,我看到他在盯我的手机,以为他在怀疑我有拍摄行为,就微笑着以开玩关的口气说“我今天没有拍摄哦”,我话还没讲完,他突然一个箭步冲过来抢走我的手机,我没有丝毫防备。现在想想,发现当时戴沣就是在门口守着想抢我手机,是有预谋的抢劫行为。抢走手机后,戴沣就立即跑到调解室(玻璃门,没锁)翻看我手机相册内容,我在门外叫他还我手机，说我手机涉嫌个人隐私，他一概不理，我就拉开门，要求他停止违法抢劫和查看手机内容行为,他叫过来的那些便衣就把我推开。我就向那些便衣为什么抢我手机?为什么违法查看我手机内容?那些便衣无言以对,我在大厅抗议抢走手机,并与那些便衣理论,一会儿我又拉开门,要求戴沣要么还我手机,要么给我扣押清单,他一概不理,仍然在仔细翻着我手机内容,那群便衣又将我推开,并在大厅对我推搡,这时戴沣走出来,我对他说:“如果我有违法行为,请你口头传唤我,我配合你。”他还是不理,我又对他说那你把手机还给我,不给我就给我扣押清单。”他看着我还是不理我,想走,我就一把抓住他胸口衣服,问他要手机,但又一想,大厅里都有监控,他抢了我手机也赖不掉,就主动松手了。这时,在我抗议并与戴沣讲话时,沈晓玲在大厅门口右侧用手机拍摄并听她讲:“依法治国,在阳光下执法。”我看到戴沣给旁边的便衣使了个眼神,他和便衣一起冲过去,将沈晓玲按倒在地,抢走她的手机,我见状,发现在那里根本无法可讲,根本不会有公正,就对浦说快走吧,传唤证要不到就算了。”我就往外走,那些便衣围住我们,对我们进行推搡,刚走到大门口，突然有人冲过来对我面部两拳，然后将我的将我的头往下扭按，把我身体压弯后又用手肘猛烈击打一下后背,整个动作迅猛凶恶,完全是把我往死里整的招数,凭我在部队的经验,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打手,应该是部队出来的。我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倒在地,顿感鼻里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往外流,我站起来用手一摸,血往下直流,用双手捂也捂不住,满手的血顺着手臂往下流,在我起身时,我看到旁边站着一个人,我站起来双手捂着鼻子时,他还站到我面前盯我,我认为就是这个人打我的,这时,我往大厅里看了看,戴沣就站在门口,他两侧站着两排便衣,沈晓玲见我流血不止,在喊救命、救命!我看着戴沣,希望他能立即派车送我去医院,但他站在那看着我血流满面,我就回头对浦说,别指望他们了,我不能死在这里,快走吧。”这时我走路开始困难不稳,浦和沈晓玲就从两侧搀扶我走出派出所,我往外走时已经晕得要倒,走到外面就昏迷过去,浦报了120,然后120将我送到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在急诊抢救室做了CT和DR,结果出来后,确定我头部没有出血,双侧鼻骨骨折、左侧鼻骨伴移位(塌陷),五官科医生立即到床位会诊,说要做鼻骨整形手术,并让我后天(10月29日)挂杜主任的专家号、确定手术治疗方案。由于借的钱用完,10月28日下午医生开的药已无钱支付,我从下午5时许开始拨打110,要求打人单位为我支付医药费,直到晚上24时许,均无人理会,无奈之下,29日凌晨1时许我出院回家,借到钱后,下午2时许又到医院挂了五官科杜主任的专家号,在等待就诊的空闲时间,找五官科其他医生间情况,其他医生(熟人)说:“公安已打过招呼了,其他我不好说。”大约下午4点多杜主任接诊,但却说不要做鼻骨复位手术了,只给我开了些药。然后,我就拿影像缴费凭证到自助取片和报告机上扫码取片和报告,机器提示“您的片子和报告已被取走”,再扫码显示“您没有要打印的胶片”,而我根本没取过,就被别人取走了,我就找护士,护士觉得不可能,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有你们病人的条码才能取片,其他人是无法取走你的片子的。”“不仅如此,别人还要帮你缴费才能取片”在我再三向她表明我确实没有取后,她通过后台人工密码进入,手动操作帮我打印出胶片和报告。

 

CT报告显示,双侧鼻骨骨折、左侧鼻骨伴移位。

  

10月27日被殴打我就拨打110和120,到医院后我也拨打多次110,没有警察出警处理被殴打的警情。

 

10月29日拿到CT报告,当晚我对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发现鼻部损伤构成轻伤二级的第一项就是“双侧鼻骨骨折”。为此,虽未经司法鉴定,构成轻伤二级的伤势结果已确立,任何人无法改变和掩盖。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戴沣将我殴打并构成轻伤二级伤势的行为,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戴沣抢劫我和沈晓玲手机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因其在上班时间实施上述行为,又构成滥用职权罪。其次,戴沣未经法定程序翻看我手机内容,又构成侵犯公民隐私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无锡市监察委员会和无锡市公安局对报案情况进行审查,确定管辖权,依法对报案情况进行立案查处,并将受案、立案、查处、移送等程序性事项以书面方式告知报案人。正因戴沣将我殴打致轻伤二级,导致我立即遭到反扑迫害。

 

无锡市公安局内戴沣的保护伞,为帮戴沣掩盖和逃避刑事追责,立即指令梁溪公安分局将10月27日戴沣殴打我的情况蓄意歪曲为我们三人(我、浦和沈晓玲)寻衅滋事罪,并于10月30日将我抓捕,10月31日将我刑事拘留到无锡市看守所。

  

根据《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第293条第1款规定的寻滋事罪的四种犯罪行为：

即(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严重的;

二)追逐、拦藏、围堵他人,情节严重的;

三)任意占有、毁坏公私财物造成公私财物严重损失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将除上述四种行为之外的任何行为认定为寻蚌滋事罪的犯罪行为,且还必须符合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解实》,而是戴沣赤裸滥权枉法犯罪的铁证。

 

此致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无锡市监察委员会

无锡市公安局 

 

                             报案人：沈爱斌

    2025年11月4日于无锡市看守所

#中共 无法回到“ #胡温 模式”—— #极权 的终点之四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今日中国的萧条与困顿，让很多人怀念起了胡温时代，怀念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速长、社会宽松氛围、国际环境友好，因此今年“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个对2000年代至2010年代的怀旧词还成为中国网络上的热门词条。既然习近平时代的严密控制标志着旧体制的自我终结，为了避免政权走到终点，习近平之后，中共是否有可能回到胡温时代的政治逻辑？是否有可能恢复那种以技术官僚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依托、以有限多元为缓冲的治理结构？毕竟为了挽救行将覆灭的命运，中共完全是可能在在严重危机时在生存驱动下进行转向的。

 

答案是不可能，中国、中共都不可能再回到胡温时代，因为问题从来不是习近平的是否独裁，而是制度逻辑的断裂使然。一个政治结构一旦失去调节自身失误的能力，过去的模式就不可能再被复制。极权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因为其面对的不是“时代更替”，而是体制自我瓦解掉缓冲机制之后的裸奔状态使其不得不进入崩解。

 

“胡温时代”确实还有相对温和的政治氛围、有限但存在的社会空间、官僚体系尚有专业主义、执政逻辑仍保留“发展压倒一切”的基本理性，国家与社会之间有一层若隐若现的“温带”。那是一个中共还会“装”，还会“算”，还会“听”，甚至还会“退一步”的时代。但胡温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中共的统治缓冲状态，而不是一种制度类型，其存在依赖于官僚体系仍然具备执行与反馈的能力；经济保持高增长，可用利益交换维持稳定；党内尚存在不同意见与内部制衡的空间；社会仍拥有一定的自组织能力，能作为“非正式安全阀”；国际环境仍依赖中国、愿意容忍其扩张式发展。而在今天，这五个条件全部消失。

 

经济基础断裂，没有增长，就没有缓冲。胡温时代国家靠高速增长形成“利益同盟”，官员晋升靠 GDP，地方发展靠土地财政，民众改善靠产业红利，中产扩大靠房地产，国际合作靠市场诱惑，换句话说，“大家都有奶喝，所以矛盾可控”。而今天增长急跌，人口结构逆转，地方财政枯竭，房地产泡沫破裂，产业外迁，中产萎缩，国际供应链重构。没有增长，统治需要靠恐惧和压制维持，这就是 “从利益统治向恐惧统治的被迫转型”。当体制失去买通社会的能力，它就不会再选择温和路线。胡温不是不想回，是经济基础不允许回。

 

官僚体系的“去专业化”。胡温时期，官僚系统还保持一定的专业主义，政策制定有技术评估，执行层仍重视数据与效果，经济部门敢讲真话，地方政府愿意试点、改革，体制内部存在“技术官僚逻辑”。习近平时代已将技术官僚彻底边缘化，其原因不是某个人的偏好，而是技术官僚与新的政治逻辑已经不兼容。技术官僚依赖事实，但习近平时代依赖叙事；技术官僚重规则，但习近平时代重忠诚；技术官僚要分权合作，但习近平时代需要集中指挥；技术官僚需要专业治理，但习近平时代需要政治治理。专业治理需要权力的松弛，而政治治理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今天的官僚体系主要任务变成政治忠诚表态，技术性官僚被边缘化，自上而下的压力链条拉满，风险全向官员个人转嫁，官员普遍选择“躺平式不作为”。一个体系越强调忠诚，它越失去能力。胡温模式依赖的，是“还能干活的政府”。而现在的逻辑鼓励的是“少干活、别出事、看上面”。这就是 “行政系统的系统性哑火”。没有“能办事的官僚”，就不可能有温和治理。这样一种政治结构无法容纳技术官僚，也无法容纳胡温式治理。

 

党内制衡结构被全面清零。胡温模式不仅是一种政策风格，也是一种权力形态，核心是集体领导制。当权力分散时，官僚体系能够通过协调维持稳定。当权力集中时，整个政治结构就不再具有开放性。胡温时代的权力结构是“九龙治水”，各常委手中有权；权力横向分散；政策决策需要平衡；下属领域内存在一定专业性自治；党内有非正式的派系制衡机制。这不是民主，但它产生了权力稀释与冲击吸收机制。习近平时代所做的一切，不是创造一个新体制，而是终结了旧体制。集体领导制的制度基础已经被彻底拆除，建立高度集权的强权政治，但它是极其脆弱的政治。因为一旦最高层判断错误，整个系统没有缓冲器，没有分流器，只有一个出口：错误会直接传导到全体社会。胡温模式依赖权力制衡，而现在权力已经无法制衡，连“内部提醒机制”都消失。这不是领导人选择的问题，是结构已经不可逆地变化。胡温时代出现的分权—平衡—协调逻辑已经失效，中国政治回不到那个阶段了。

 

社会结构断层，中产阶层从参与者变成出逃者。胡温时期，中产阶层的态度是“体制不完美，但我还能往上走。”“社会有矛盾，但我还能安身。”于是他们选择“建设性服从”。但现在房地产锁死他们，教育内卷消耗他们，就业下滑羞辱他们，养老体系威胁他们，移民潮席卷他们，政治高压压制他们，于是他们的态度变成“不要改变，我只想走。”“不要参与，我要自保。”中产阶层从“维稳力量”变成“沉默逃离”。这是后极权崩塌的典型征兆。胡温时代的社会温和来自一个巨大前提，有一个愿意相信这个国家的中间阶层。而这个阶层正在迅速退出。没有社会中层，就没有胡温模式。

 

国际缓冲的消失，世界第一次拒绝“扶持中国稳定”。胡温时代，中国是全球增长引擎，中国站在全球化的有利位置，吸收资本、技术与市场，以世界秩序的缝隙为自身提供发展路径。美欧的态度是“只要你不太过分，我们愿意兜着你。”“稳定的中国对全球有利。”“你的发展符合国际秩序利益。”这是一种外部安全阀。但今天，地缘政治对抗全面升温，技术封锁加剧，供应链去风险化，中美脱钩提速，重返阵营对立时代，世界不再愿意承担中国的风险。外部缓冲消失，内部高压上升。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任何体制会走温和路线。

 

从意识形态看，中共反而“害怕”再回到胡温模式。为什么？因为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一种深刻的“政治恐惧”：“胡温时代太松了”“民间社会太活跃了”“媒体太自由了”“NGO差点酿成颜色革命”“微博活跃差点冲击政权叙事”“市场化太强导致资本过于独立”“中产阶级强大会要求权利”所以，在当前权力生态中，胡温模式被视为一种“差点导致政权危险的状态”。因此，在中共内部，胡温模式不是“理想的黄金时代”，而是“必须避免的教训”。这种认知已经成为主流，特别是国安、网信等安全系统认为回到胡温时代 = 自杀。那么中共还有什么动力或愿望这样做？没有。中共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愿望回到胡温时代。

 

胡温模式并不是“自由化”模式，它是典型的后极权的技术性统治，不挑战权力核心；不改革体制基础；通过更高效率来降低尖锐矛盾；对民间保持有限温和，而非真正开放。这种模式的前提，是 党还能通过“管理”来维持统治合法性。当时的逻辑是“社会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于是有“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社会管理创新”“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不要过度”……这是一种“把体制视为可修补机器”的心态。

 

而今天的逻辑已经变成“制度不能错，人民不会错，错的一定是反华势力。”管理性理性被运动式政治替代，可控风险被预设敌人替代，简单的技术治理被意识形态化的“斗争”替代。这不是领导人风格问题，是体制面对危机时只能选择更原始的工具。后极权的技术主义，到习近平时代变成早期极权的政治动员式统治。这是倒退的假繁荣，也是危机的前夜。

 

胡温时期存在一些“潜在底线”，例如司法虽弱，但社会仍有空间；审查虽严，但互联网仍可讨论；国企壮大，但民间资本仍可发展；意识形态虽僵硬，但不侵入日常生活；外交虽保守，但避免与大国对抗。而习近平时代的特征是司法政治化，媒体全面国有化，网络全域封闭化，民企被政治化整合，意识形态扩散到教育、文化与日常生活，对外战略走向“竞争与对抗”。制度底线不是暂时改变，而是被永久性重新定义。制度底线一旦移动，就无法再移回去。而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胡温模式依赖的“结构弹性”已经消失。这意味着胡温时代的“松弛空间”已被彻底关闭。中共从“胡温模式”到“习近平模式”，本质上不是路线变化，而是体制退化。胡温模式是体制最理性、最温和、最能与现代世界兼容的最后时刻。它的消失，不是因为有人推翻它，而是因为体制自身无法承载它。胡温模式是一种过渡时代的产物，它依赖的是增长、开放、分权、社会流动和国际合作。但这些条件已经全部消失。

 

许多人把习近平时代理解成对邓小平路线的背离，对胡温逻辑的反动。但从更深层次看，它不是偏离，而是那个体制在逻辑上必然走向的结局。当增长难以维持，控制会取代发展；当官僚腐败横行，政治整肃会取代制度建设；当社会多元成为压力源，收紧会取代缓冲；当外部环境恶化，封闭会取代开放；当合法性枯竭，个人崇拜会取代技术治理。这些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在衰退周期中的自保逻辑。不是习近平时代不愿回到胡温，而是制度已经没有这种功能性。制度不再能够“放手”，也无法“倒车”，只能继续滑向更紧、更冻、更僵的状态。习近平之后，无论谁上台，中国也不会回到胡温时代。不是因为体制不想，而是因为体制已经失去了回去的能力。一个政权在走到生存驱动的阶段以后，所有的“回头”都将被视为危险。当生存压倒一切，过去那种“软治理”、“灵活治理”、“技术治理”都将失去可能性。

 

胡温模式不是理想化的制度，更不是中国的未来。它只是这个体制最后一次拥有“温和治理能力”的证明。它的终结意味着体制失去可逆性，继续走向一个更深的政治断层。中共体系已经进入一种路径锁定的状态，力量只能继续集中、控制只能继续加强、社会空间只能继续收缩。所谓“回到胡温模式”，不仅不会发生，而且已经没有制度、没有人、没有经济条件、没有国际环境来允许它发生。这就是不可逆性。今天的中国走到的不是胡温时代的终点，而是整个后极权体系的终点。

#孟建柱 接访的 #精神病人 还在喊冤

作者：秩名 文章来源：网络

2005年11月10日，四川泸县福集镇马溪河村，发生血腥又离奇的杀人案。一对留守老人夜间在家中被人乱刀砍伤同时倒在血泊之中。经抢救，这对夫妻一个轻伤保命，一个重伤残疾失去生活能力。

两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1月25日，泸县公安对外宣称：案件告破。作案人是外出西南在攀枝花市打工，与受害人是一个村、素有三代仇怨的李朝均所谋。同年7月，李朝均因故意杀人罪，经过泸县法院开庭审理，判处31岁的李朝均无期徒刑。

和李朝均一起在攀枝花打工的老婆胡明连绝不相信是李朝均搞得。因为胡明连能证实她老公李朝均没有作案时间，也不具备夜间杀人白天赶回700公里的攀枝花这个条件和能力。

从此，自信倔强和顽强的胡明连，被迫结束外出打工回到农村，被迫走上上访喊冤的道路，被迫接受政府给她贴的精神病标签。

胡明连无数次向县、市、省的各级人民政府、党委、政法委、人大、检察院、法院投诉举报反映，但政府都是冷若冰霜置若罔闻。

在收效甚微的情况下，胡明连又不停脚步奔赴北京，向中央层级相关部门递交申诉举报喊冤材料。虽然得到了同情但于事无补。

在十八年的喊冤时间里，李朝均的冤案不但没有得到昭雪，胡明连反而被泸县政府及公安局关押、拘留40多次，佩戴脚链手铐两个多月。还被限制人身自由用“寻衅滋事”判刑二年七个月。再被送往精神病院，其中有两次从北京押回直接送进泸县精神病医院。不做鉴定，不告知家人，也不出示手续，就这样先后“被精神病”累计时长多达一年之久。慢慢的在听觉上接受了“精神病”这个概念词汇。

无耻的迫害没有停止。泸县公安多次到胡明连住处干扰搜查，夺取与李朝均喊冤有关的书面材料。关押的几十次中，最长一次关了一年三个月。两个孩子也受到株连伤害，大儿子积郁变狂由狂返郁成为精神病人。泸县公安仍不罢手开车在城里追碾胡明连，扬言“压死赔她三十万！”如此枉法违纪，致使胡明连儿患重病无钱治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山穷水尽哭天无路。

2014年9月，是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信访接待日，很巧也接访了胡明连。孟部长信誓旦旦的给胡明连承诺：“李朝均有罪给我说法。无罪会还李朝均一个公道。一定会查清案件的。”此后胡明连的命运稍有改变。

此案是四川省内的一个典型冤案。反映了泸县农村社会生活法治环境的恶劣和泸州政法官员的枉法裁判猖狂程度。有关部门压制上访申诉，说一套做一套，情况将越来越被动，影响将越来越恶劣，后果将越来越严重。

不过，胡明连却始终相信黑手一掌难遮天，乌云蔽日难长久，李朝均案会有昭雪的那一天！

历史总在最稳固的瞬间转向—— #极权 的终点之三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习近平时代的黑暗现实常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凡是黑暗，总会更黑；凡是沉默，总会更加沉默；凡是集中到极致的权力，看上去只会继续强化。但历史真正的转向却恰恰相反——它并不发生在压迫最大、恐惧最盛的日子里，而发生在另一个极端，在表面最稳固、最自信、最整齐的时候。许多人误以为，历史的转折需要漫长累积、周密筹划、强力组织。其实不然。极权的崩塌，总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发生。被压抑的社会、被钳制的思想、被消失的希望，往往在最出乎意料的一刻突然喷薄而出。在那一秒之前，一切看似稳固；在那一秒之后，一切无法挽回。

 

真正扳倒巨石的，从不是另一个巨石，而是一粒悄无声息的砂。压在沙堆顶端的最后一粒砂，不比前一粒更硬，也不比后一粒更重，它与其他所有砂的唯一差别，是它来得刚好。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体系，正处在这样一个“巨大砂堆”的结构中，外表看似坚固，内部早已失去支撑。极权的稳定依赖一种心理学机制：人们相信它稳定。而当相信动摇，结构就开始松动。历史不是在街头爆发的那一刻突然改变的，而是在无数次微小的心理裂痕中慢慢转向。崩塌的那一秒，其实是无数秒的累积。

 

回顾近代以来所有极权体系的终结——从苏联、到东欧剧变、到亚洲诸国的威权崩裂——都有一个共同点，无一不是在自认为“天下太平”的那一刻，突然被现实掀翻。斯大林模式的苏联解体前夕，“社会稳定指数”是最高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大厦倾覆前一周，仍在数十万民众海洋中演讲；突尼斯、印尼、韩国……崩裂前的官方语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稳定”。为何会这样？为何历史总在最稳固的瞬间转向？

 

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在自由国家里，稳定来自于多元合作；在极权国家里，稳定来自于整体封闭。极权从表面最稳固处转向，是因为表象的稳固来自强制，而不是来自结构。民主社会的稳定，是因为多元、共识、公共协商、透明制度、权力制衡、自由媒体、公民社会等等要素；而极权体制的稳定却建立在单一、服从、恐惧、信息控制、权力垄断、宣传洗脑、社会原子化、官僚自保，表面越稳，内部越空，这是一种“高压静止”状态，一旦有裂缝，就会像玻璃一样碎裂成渣。

 

极权的自信来自于信息封闭。系统只看到人民的沉默，却看不到沉默背后的绝望；只看到反对者被清除，却看不到支持者的流失；只看到街道的平静，却看不到心理的愤怒。看似稳定的时代，往往意味着风险不能表达，问题不能讨论，失误不能纠正，矛盾不能释放，也就意味着所有风险正在被悄无声息地积累。极权体制维持稳定的方式恰恰是制造结构性脆弱的方式，因此，“稳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伪概念，一个无法释放压力的系统，不可能稳固，只能突然断裂。这也是为什么极权国家没有“衰落过程”，只有“瞬间崩裂”。当极权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便是它最接近瓦解的一刻。

 

习近平时代的强硬、封锁、自我陶醉，正是这种危险的信号。极权政体自称稳定的高度集中、高度统一、高度控制三个象征的反面，恰恰是纠错能力极弱、分散风险能力极弱、现实反馈能力极弱。当政权所有功能都围绕“稳定”展开，而不是围绕解决问题展开时，它就注定要走向反面，越集中，越无法纠正错误；越统一，越无处转移风险；越控制，越无法得知真相。于是，“最稳固”那一刻，恰恰意味着真相被遮蔽到了极致，反馈被屏蔽到了极限，内部风险已被堆叠成山，官僚系统只剩下忠诚的口号，统治者只听到自我想象，体制最稳固时，就是它与现实的距离最远时，现实反噬时，无法承受冲击，这时只需一个微小事件，就能让极权瞬间坍塌。

 

极权崩塌的那一秒，就是假象与现实剧烈碰撞的瞬间，所谓“转向”，不是民众突然觉醒，也不是命运改变方向，而是现实终于穿透了谎言。当经济坍塌、治理失灵、财政枯竭、社会信任塌陷等再也无法被宣传洗脑掩盖的事实沉重地压下，国家走到这种结构性临界点，外力不必推，它自己就会倒。那一瞬间的倒塌，之所以常被描述为“突然”，只是因为风险累积的过程被完全遮蔽，只有结果才得以在公共空间出现。那一秒看似突然，本质是长达数十年的积累突然达到极限。真正的终结，早已发生在崩塌前许多年，只是那一秒，历史终于公布了对极权的判决书。

 

极权体制无法渐变，只能突变。极权体制没有释放压力的管道，没有纠错能力，没有反对派，没有权力制衡，没有自由媒体，没有独立社会，没有真实数据，它只能在幻觉中前行，在沉默中累积风险，在自信中接近深渊，当压力超过系统极限，它无法退，无法改，只能裂。裂的那一秒，就成为人们眼中“突然的转向”。事实上，没有任何转向是突然的。表面最稳固，也是全面崩塌的临界点。那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结构的必然。当一个体制同时出现控制加强、弹性下降、错误累积、社会沉默、权力自信到失去警觉这些特征时，崩塌一定发生。

 

极权体系的崩裂，往往不是因为民众站出来的勇敢，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疲劳”。官僚不再愿意承担责任，精英不再愿意继续背书，中产不再愿意继续相信，治理系统不再愿意继续运转，惧不再足以压住所有问题，当整个系统内部产生“继续这样下去，人人都可能死；改变，或许还有一条路。”的共识，这时崩塌瞬间发生。不是革命者推倒它，而是它自己站不住了。极权国家从不会因为反抗太多崩溃，只会因为内部已经无人愿意继续承担维持它的成本。

 

习近平时代的权力在前所未有地集中，控制在前所未有地严密，国家机器在前所未有地高效执行“统一意志”——然而，从社会心理到国家能力，从经济系统到政治结构，这个旧体制却在同步地失去弹性、活力与自我修复能力。这种矛盾，本身就是历史给出的暗号。极权制度的末日往往伪装成它的黄金时代，现在的中国，并不是正在“走向崩塌”，而是在一种极端“稳固”的外表下，悄然进入崩解的倒计时。历史从来不会提前警告，它只会在那一秒突然转向——而那一秒，常常发生在权力最自信、社会最安静、控制最牢固的时刻。

关注 #教会 受逼迫的孩子们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阜阳麦种归正教会近几年屡遭逼迫，孩子们一次次亲眼目睹警察现场抓捕，幼小的心灵受到的冲击和创伤却很少被关注。杨志言弟兄年幼的女儿可慕因多次目睹警察冲击，亲身经历了警察破门而入、审问家长、与其他孩子被看管在一个陌生场所，时常担心父母被警察抓走，而患上严重的“惊恐障碍”，恳请众肢体在祷告中托住可慕。

 

当全教会正在庄严肃穆地进行崇拜聚会或孩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地上课时，一群警察突然破门而入，聚会和上课被暴力叫停，牧者、同工、老师和父母在孩子们面前被警察带走……

 

阜阳麦种归正教会近几年屡次遭受这样的逼迫，孩子们一次次地亲眼目睹警察在现场实施抓捕的场面，这些孩子的心灵受到的冲击和创伤却很少被关注。以下是阜阳麦种归正教会杨志言弟兄于2025年11月25日的讲述：

 

今年4月4日，我的大女儿可慕患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感冒。感冒之后，她的腹部仍隐隐作痛。当时我们以为是胃部受凉，但吃药挂水都没有作用，并且开始出现抽动的症状。

 

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认为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痛，就开了四联药，但是服药后无效，症状反而恶化至频繁发作的阶段——几乎每十分钟就有一次类似抽搐的“抽风”，伴随不自觉流口水，但神志清醒。

 

后来辗转几个医院逐渐排除了胃部疾病、癫痫、脑炎，医生认为是焦虑症或癔症（分离转换性障碍），让孩子开始服用奥沙西平和律康。

 

4月29日，她和妈妈一起去小朋友家玩耍学习时，遭遇了警察冲击。当时，妈妈被警察带走问话，孩子在每十分钟就会出现一次抽风的情况下，和其他九个小朋友被关在一个陌生的会议室里长达三个多小时。

 

回家后，孩子出现了新的严重症状：腿脚无力，以及伴随抽痛的极度恐惧。她的注意力会突然被吸引到某个地方，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眼睛和头部随着她所看见的“怪物”转动，直至幻觉消失才平静下来。

 

5月份，我们在安徽儿童医院住院一周多，再次进行了心脏超声、头颅MRI和长程脑电图检查，仍无结论（医生建议做腰穿，被我们拒绝）。心理测试显示，她在焦虑、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和人际关系等项上均为“严重”，结论倾向于“焦虑性情绪障碍”。医生认为之前的药无用，让孩子改服曲林和奥氮平。

 

6月份，服药大约一个月后，因症状没有改善，我们前往上海复旦儿科医院就医。再次排除器质性原因后，医生诊断为抽动症，增加了盐酸硫必利片。

 

6月底，我们的教会再次受到冲击。我们原计划带孩子去外地疗养，但在火车站，我被便衣警察拦住，孩子亲眼目睹我被带走。讯问时那人威胁我不要再在阜阳看到你。二十四小时后我获释，当天晚上我们离开了阜阳。

 

又用药一个多月，孩子的症状仍无改善，复旦儿科医院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也无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我们开始质疑诊断和药物的有效性，并在弟兄姐妹的建议下考虑断药。后来，我们联系上了一位主内的精神科医生，他详细分析后指出：孩子可能不是单纯的抽动症或焦虑症，而是长期精神压力和应激造成的惊恐障碍。他建议断药，并主张通过陪伴和心理辅导来治疗。

 

断药后，孩子的症状没有再恶化。直到一个半月后（8月中旬），情况开始出现突发性的改善：孩子时不时能自己行走，几乎不再流口水，抽搐和恐惧的频率也降低了。这段时间没有特殊的医疗手段，就是惯常的祷告、陪伴和聊天。

 

10月底，当我们决定回阜阳时，她曾表达过畏惧，不太想回来，最害怕的就是警察。但最终她还是愿意顺服，让我们很感恩。回到阜阳后，她的病情没有大的起伏。目前的症状主要是抽动、恐惧及腿脚无力。发作频率已从最高峰规律的十分钟一次，改善为目前不规律的半小时、一小时或两小时一次；每次发病时长也从之前的较长缩短至六七秒到二十秒不等。

 

上面主要讲了求医的经历，其实这段时间教会的代祷、牧者的探访祷告，其他肢体的关怀是一直持续的，甚至还有一些主内长辈的赶鬼祷告（因为她的恐惧实在非常像邪灵的攻击）。

 

女儿从小一直在教会，自从她上学以来至少遭受过四次冲击，她亲身经历了警察破门而入、审问家长、与其他孩子被看管在一个陌生场所；出门时小心翼翼，上课时被提醒小声一点、小心一点更是常态。她时常担心父母被警察抓走，当孩子们大声说话时，她就会更加担心。

 

这次将我女儿生病的详情讲述出来是因为一位姐妹想知道她的情况，也借此向关心她的家人们致谢。

 

恳请众肢体继续在祷告中托住可慕：

（1）求主完全医治她的惊恐障碍，除去一切抽动、恐惧和身体的软弱，赐给她属天的平安。

（2）求主抚平她记忆中关于被冲击、分离的创伤，挪去她对有关人员的恐惧。

（3）求主赐给我们做父母的智慧，在陪伴中更多关注她的情感需求，帮助她建立在基督里的安全感。

 

也请大家切切为所有处在类似动荡环境中的孩子们祷告，求主亲自成为他们的盾牌和避难所。

 

公开资料显示，阜阳麦种归正教会是位于中国安徽省阜阳市的一间家庭教会，建立于2014年7月，教会牧者同工有张森牧师，常顺牧师和马涛长老。

 

麦种教会坚持正统归正神学，拒绝加入官方“三自”教会体系。该教会带领人曾参与2018年王怡牧师发起的《为基督信仰的声明》牧者联署，公开表明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立场。自2018年《宗教事务条例》修订实施以来，麦种教会的牧者和会众面临持续监控、骚扰、拘留。

 

2025年“6.29麦种教案”爆发，目前该教会的张森牧师、常顺牧师和马涛长老都被羁押在看守所。

 

以下是该教会受逼迫的简史梳理（基于公开报道，截至2025年11月）：

 

2018年，教会带领人签署了由王怡牧师发起的《牧者联署：为基督信仰的声明》，公开表达不加入“三自”教会的立场。此后，教会进入当局的维稳视野，遭到持续的监控、骚扰和恐吓。

 

2021年8月，麦种教会小组聚会时遭遇第一次冲击，执法过程暴力，不许弟兄姐妹用手机拍摄，殴打张森牧师，强制取缔教会。后社区人员没有告知的情况下，拉走教产，没有给出物品扣押清单，公然放在社区使用。

 

2021年8月31日，颖州区民政局向张森牧师送达了取缔、没收财物、罚款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2021年9月2日，张森牧师提起了行政听证申请，后民政局得知教会配聘请了律师，取消了该次听证会。

 

麦种教会第一时间聘请律师维权，向各部门进行行政复议、投诉控告。但是各部门均不予理会，拒收材料。

 

民政局的取缔公告发在政府网站，没有向被指控的三位牧者中任何一人送达。

 

此后麦种教会便频遭打压，张森牧师成为重点维稳对象，经常被警方找去“喝茶”和被长期跟踪。

 

10月9日，传道人常顺在信徒家中带领祷告聚会时被警方带走。他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当时因疫情原因暂缓执行）。

 

2023年是逼迫显著升级的一年，当局从骚扰转为针对教会领袖的频繁的行政处罚。

 

2024年，当局扩大了打击范围，不仅针对主日聚会，还针对在家联合教育。

 

进入2025年，当局不再满足于行政拘留，而是对核心同工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意图彻底瓦解教会的组织结构。

 

“6·29麦种教案”：主日敬拜期间，麦种归正教会的一个小组遭警方暴力突击。19人（包括4名儿童）被带走。与此同时，张森牧师的家被警方破门而入，切断电源，删除监控录像，张森牧师当时不在家，他的妻子也被带离住所（后被释放）。常顺牧师家也被破门，常顺牧师在家中被带走。

 

此后，常顺牧师和马涛长老被警方刑事拘留，关押于阜阳市看守所。他们被指控“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刑法第290条）。

 

7月9日，张森牧师被捕。张森牧师当时在外省（江苏省徐州）一位朋友家中住宿。当日下午约17:30，阜阳市警方跨省赶至该地，撬门进入后将其带走，反手戴上手铐，并押上一辆阜阳牌照的商务车。随后，他被带回安徽省阜阳市，以“组织非法聚集罪”刑事拘留。

 

张森、马涛和常顺目前依然处于被羁押状态，面临起诉和判刑的风险。其他信徒仍面临严密的监控，部分信徒被强迫搬家，教会活动空间被极度压缩。

 

2025年11月最新进展：案件仍在公安阶段补充侦查，家属争取通信权等基本法定权利，但当局仍然剥夺通信权利，也拒绝向被羁押的基督徒提供圣经。

 

阜阳麦种归正教会的遭遇是中国家庭教会近年来处境恶化的缩影。其受逼迫路径清晰地呈现了“监控骚扰 ->取缔 -> 行政处罚> 刑事化定罪”的模式。当局的目的在于通过抓捕领袖和切断聚会（包括在家教育），彻底驱散非官方控制的家庭教会。尽管如此，该教会依然通过法律手段（行政复议、诉讼）进行维权，并坚持信仰立场。

 

#北海 合浦 #农民 集体抗争 #维权 半年 近期公诉审理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2023年8月份，中国华能集团北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公司），看上了临近海边的合浦县公馆镇一片养殖、红松林和水田滩涂共生的自然农耕保护区。计划在这个区域内从事光伏能源项目研发，便想通过本地号称是“广西登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阳公司）”一起联手开发。将项目命名为“合浦县闸口福禄渔光互补项目”。

登阳公司的法人是当地徐辉河及其儿子徐维海共同拥有。父子俩从个人利益出发，竭力促成这个项目落地落实。在本地多数村民的集体反对下，父子俩利用政府的关系借助特殊背景，硬是将这个手续不全的项目（没有立项、没有环评、没有安置补偿），强推之下硬是开了工。

2024年2月至2024年7月期间，徐氏家族的另外一群数十人，团结起来积极参与阻挠华能公司和登阳公司的光伏项目实施。农民们深入到自己的水田、红树林保护区，还有公共通用的田埂，设置障碍和站在道路中间围住阻挠各类车辆通行，在基本农田里安装“限高架”，阻止大型工程机械通过，村民还一起到公馆镇浪坡村委会会议现场，质问并反对村委会违背农民意愿与登阳公司签订租地合同。

除此之外，徐氏家族的领头人徐海东，带领近百位村民在公馆镇浪坡村委会亚魁墓村一颗榕树旁，召集自发自愿的村民一起开会，共同商议讨论维护权益的想法、方案和行动方式。讨论表决一致后，诞生了代表多数村民利益的新的村委会班子成员。

从2024年3月开始，到2024年7月之间，团结一致的村民多的时候几十人，少的时候也有十几人的规模，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至少十几次的站在田埂之上，围住施工车辆以阻挠华能公司光伏项目。一边是对生态、水田和红松林保护，一边是对破坏性施工的阻止，一边是对法律赋予的权益的呵护履职。

随着对抗情绪和方式的演变升级，村民对搭建的“限高架”被强行拆除，村民对实施监控的摄像头和施工钩机，进行了捣毁破坏。还将华能公司排干的“海菜坑”海水坑，扒开水口让海水倒灌进入“海菜坑”，利用这样的办法再一次阻挠了可能的施工。村民们还雇请挖掘机及车辆运输石头，堆放在海堤路道路中间阻止其他车辆通行。

事态延伸至2024年7月9日，村民请来吊车将大型集装箱横放在存有争议的海堤路中间，随手砸坏路边安置的监控摄像头。还将停放在海堤路一边的一辆挖掘机进行打砸，用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泼洒到驾驶室内，点燃汽油进行焚烧烧毁。用了不是办法的办法阻拦施工，但确实令华能公司的光伏项目受到重创。

7月26日，合浦县公安采取突然行动，针对参与维权抗争的农民，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集体赌博罪、敲诈勒索罪等“选择性极强的”行为罪名，进行大规模拉网式强制传唤、行政拘留、刑事立案等，先后对几十位农民传唤调查，最后逮捕13人送进看守所等待刑事审判。经办案单位的继续侦查，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历尽一年多的时间，将于近期在本地公开审理。

当地村民认为“公馆镇政府有组织有预谋地毁坏公共财产，破坏生态资源，毁坏国家保护的红树林及其它珍贵物种，他们哪里来的合法正当性？村民集体出面保护避免毁田毁林的行为才是对的，符合国家的生态保护政策。政府对光伏公司涉嫌构陷不予追究，却对农民进行打压镇压，他们才是违法犯罪。”

心有余悸却心有不甘的农民说“光伏公司才是我们农民的邪恶势力，才是与我们争利的死对手。政府才是他们的保护伞。我们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怎么就变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违法团伙。我们农民就是他们菜墩子上的肉，想吃怎么就做什么，哪有我们的好日子？”

据悉，案件还在静悄悄的继续之中。由于案情的敏感涉众性，所以多数的农民都在耐心的等候最后的结果。

许冬青杨国良前往 #医院 看病被贴身跟踪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江苏常州访民许冬青、杨国良一家因土地被违法强征而上访维权多年，至今无果。期间遭遇打压迫害被构陷入狱判刑。近日，获释后的许冬青和丈夫杨国良前往北京治病遭遇截访，带回当地后被警方传唤，释放后再次前往当地医院看病被贴身跟踪监视。

2025年11月24日，许冬青、杨国良夫妇赴当地医院就医，出门前已警告南通当局雇佣的黑保安不得跟踪，但到医院后仍发现尾随跟踪。黑保安称系接到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滨湖派出所所长马云鹏电话，表示监控系统已掌握二人行程，要求进行贴身跟踪监视。

马云鹏，因迫害许冬青和小女儿杨丽，已被海外“恶人榜”公示，却仍未停止作恶。家属现公布其工作电话，欢迎各界向其规劝行善停止迫害。马云鹏：+86 189 2153 8460   +86 138 1500 0050

据悉，江苏常州心脏病重症患者许冬青，因依法维权上访，遭江苏省政法委书记李耀光、副书记梁一波等官员下令迫害，于2025年11月11日刑满释放。

因在常州市看守所遭受长达1年2个月的酷刑与虐待，现身体出现严重浮肿及不明黑白斑点等病症。

鉴于每次自行外出就医，都会遭到金坛公安及街道工作人员的暴力拦截，而负责对接的西城街道办主任栾留康一直拒接电话、拒绝安排治疗。

2025年11月18日，许冬青与丈夫杨国良被迫自行前往北京就医，在金坛高铁站再次遭十多名便衣公安和街道人员的粗暴阻拦。在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后，二人虽被放行登上高铁，但仍被多人跟踪。

当时，现场参与拦截的金坛区西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郭涛，威胁说要将许冬青心脏、肠胃挖出来看看颜色。辖区内所有强拆、截访现场他都有参与。

因早上被金坛当局拦截延误了班车，当日傍晚许冬青与丈夫杨国良才到达北京。本打算入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附近的府右街宾馆，被告知身份证复印件不得入住。同时，该宾馆不知为何突然报警。江苏驻京截访官员和便衣警察也大量涌入该酒店。

其中有一人为驻京截访官员王金华，原金坛区人社局副局长。2009年，金坛区政府在违法骗征大片土地，大肆造假办理失地保障时，他是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许冬青和小女儿杨丽的刑事迫害案件中，有他的构陷笔录。但许冬青今天是第一次看到此人。

随后，许冬青与丈夫杨国良被迫到北京西长安街派出所寻求帮助，要求保障自己的就医权利。

北京西长安街派出所民警告知，将会把许冬青、杨国良交给江苏省驻京办，驻京办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家属试图通过视频询问法律依据和理由，对方称不接家属电话，并称有意见可以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西长安街派出所投诉，其它一概不回应。

当日半夜时分，许冬青因身体撑不住，在西长安街派出所倒下了，但派出所民警不仅拒绝拨打急救电话，拒绝协助急救，还出言嘲讽：“有好日子不过”。

许冬青昏倒在地很长时间，浑身冰凉。随后其丈夫杨国良拨打120喊来救护车，随后送往北京第二医院急救。

同时，北京市第二医院向江苏省驻京办确认是否提供帮助，在得到否定答复后，医院剥夺了许冬青的病床，两人只能坐着熬过漫长的黑夜。而多名江苏省驻京办工作人员，则分布在医院各处进行跟踪监视。

第二日，医院跟踪监视人员换成了雇佣的截访黑保安，押人黑车在医院门口待机。一直以来，江苏省驻京办都是雇佣黑保安对许冬青一家进行殴打绑架。

11月19日，因许冬青、杨国良夫妇面临困难，所以只能求助在北京的朋友，双方约好见面地点，结果还没到中途就被警察拦截了。这次警察态度很好，但没有告诉家属是哪个派出所的，从带人地点推算是麦子店派出所。

家属向其他访民打听，说该所碰到访民都会将人带到派出所，然后叫驻京办用黑车将人强行绑走。用黑保安、黑车押送维权访民，俨然成了维稳系统的灰色产业链。

许冬青、杨国良夫妇在与家人失联18个小时后，家属得知杨国良被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警察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传唤到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询问调查。办案警察拒绝告知家属名字、警号。

11月20日，许冬青、杨国良夫妇被释放回家。据他们讲述，今天凌晨三点左右，他们从北京麦子店派出所被江苏驻京办雇佣的十多名黑保安，用两辆黑车绑回金坛办案中心。

金坛滨湖派出所民警万佳，以做笔录为名把二人铐在审讯椅上极尽羞辱、辱骂73岁的杨国良是狗，说其大女儿杨彩英是日本的走狗。

此次因遭江苏省驻京办和其雇佣的黑保安暴力，许冬青身上又是浑身青紫。

据称，在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押送途中，以及拘押在金坛办案中心的17个小时中，便衣警察万佳和黑保安始终拒绝向夫妇二人提供饮食、拒绝安排如厕，并强行脱去二人外套，扬言要冻死俩人。

#河南 赴 #新疆 #农民工 ：两审 #法官 是个 #魔术师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十年前，河南南阳农民工孟素华，带领几十位本土乡亲，来到新疆喀什市，做起苦脏累的劳务输出,帮助本地建筑安装公司，从事最基础的苦力工作。

2014年春，孟素华等几十位农民工作组，从喀什农工商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拿到劳务输出中的200多万劳务工资，还有96万的劳务工资暂时没有支付，承诺剩余的工资后期支付。

节后，孟素华等农民工向农工商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索要尾款。公司以资金周转困难，无理由的继续拖欠。生气的孟素华一纸诉状，将公司耍赖的行为控告到喀什市法院。法院认为农工商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主观上存在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有据，判处孟素华等几十位农民工一审获胜。农工商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对判决不服，向喀什中院提出上诉。

2015年，喀什中院正式立案，成立以监督庭副庭长张荣琴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张荣琴在审理中徇情枉法，故意隐匿证据，采信非法证据，推翻一审结论，偏袒喀什农工商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认为不是劳务合同而是合作承建，不是拖欠工资而是个人债务，需要另行起诉或者更换诉讼主体。做出否定一审而重新裁定的民终字第400号和民终字第402号新的裁判。

孟素华等农民工不接受，到乌鲁木齐新疆高院申请申诉再审。

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成立了以监督第四庭副庭长李刚法官为主审法官的民事申诉合议庭。让孟素华没有想到的是，高院的法官李刚更没有底线，不仅维持了原判，而且还为恶意拖欠农民工工钱的喀什农工商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在法理上给了更加明确的理由，定义成内部财报核算账目不明，应该重新核算强化内部管理，刻意掩盖欠薪的本质。农工商公司将工资转为“个人支付”，这样就逃避了法定责任，也逃避了后期支付工资的职责。

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现实，孟素华说自己的心，都彻底的凉透了，也彻底的失望了，甚至都有想死的时候。她直抒法官李刚“在审理中刻意回避工资拖欠金额及支付责任的核心争议，拖延审理进程，最终以错误理由裁定案件终结，直接导致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至今无法追回。”

孟素华还认为：李刚法官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等规定，涉嫌枉法裁判。不仅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更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丧失了法律作为守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孟素华分析后说“李刚法官的裁判结果与该公司恶意逃避责任的行为高度契合，不排除存在利益输送或权利干预司法的可能。”

此后几年的时间里，孟素华加入到去北京上访喊冤的大军里。给她支持和鼓舞的是，每去一次北京就会得到一点安慰。不管是中纪委，还是最高院或者是信访总局，都说地方官员和法院确实存在问题。也认为她反映的问题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只要不放弃一定还有解决的机会。

综上，孟素华呼吁恳请中纪委，依法督察喀什中院法官张荣琴和自治区高院法官李刚的渎职乱作为问题，惩办利用职权篡改一审判决，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责任人。建议对两位不称职、不合格、不为人民服务的两位法官，进行道德追究、枉法追究。把这些拿法律视儿戏做交易，破坏法律尊严实施的法官罪加一等。帮助农民工讨回血汗钱，维护司法公平正义，还社会一个公道，还农民工一个公道，挽回司法不公无信力，挽回给新疆、喀什造成的恶劣负面影响。

#美国 等15国在 #联合国 发表声明，对 #中国人权状况 深表关切

来源：美国之音,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资料照片: 联合国纽约总部外。(2025年9月24日) 资料照片: 联合国纽约总部外。(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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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美国等15个联合国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对在中国仍在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深为关切。”

15个国家11月21日在负责审议人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第三委员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可信报告显示，中国存在任意拘押的持续使用、强迫劳动、大规模监控的非法或任意使用，以及对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

声明还指出：“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基督徒、藏人、法轮功学员等–都曾遭到有针对性的镇压，包括将儿童送入寄宿学校使之与家人分离、酷刑，以及对文化遗产进行摧毁。”

声明还说：“对于香港长期享有的公民自由和法治持续遭到破坏，以及身在香港境外的个人因行使表达自由而遭通缉和悬赏，我们也表示关切。”

声明继续说：“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国家审查和监控都被用来控制信息、限制公共言论，并对挑战官方叙事的人进行处罚。对新闻工作者、人权捍卫者和律师的打压和跨国镇压，进一步体现了一种旨在让批评噤声的恐惧的氛围。这些行为侵蚀信任，并与维系全球稳定和人类进步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

15个国家呼吁中国“释放所有仅仅因为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就遭不公正拘押的人”，并呼吁中国“全面履行其在国际法下的义务”。

这项联合声明还“敦促各会员国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呼吁中国着手解决有据可查的侵犯人权行为，并推进切实有效的问责”。

在15个国家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后，中国当天联手俄罗斯、朝鲜、伊朗、白俄罗斯、缅甸等等8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并称“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

签署对中国人权状况深表关切的联合声明的15个国家是：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捷克、爱沙尼亚、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北马其顿、帕劳、巴拉圭、圣马力诺、乌克兰、美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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