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市 #司法局 ：继续用谎言答疑释惑

作者：网络 文章来源：网络

今年5月因“寻衅滋事罪”服刑四年的黄晓敏回归了社会。自由的黄晓敏不顾琐碎缠身，第一份举报揭发信就发给了成都市司法局。指名道姓揭露四川省科信律师事务所，以及全职律师任天舒违法违规违约。随后成都市司法局指定属下成都律协答复处理。

 

8月15日，黄晓敏写信给成都市司法局，举报四川科兴事务所对所属律师行为缺乏监督和约束，明知律师任天舒在黄晓敏一案存在违约责任，采取不过问不处理任其滋生敷衍的草率态度。

 

分歧者矛盾的产生来自2021年5月。因偶然因素黄晓敏家属接触认识科信律师事务所及职业律师任天舒。协商后与科信律师事务所达成代理委托协议，并与科信事务所律师任天舒签订了一份服务一审的契约。2022 年5月，案件进入金牛法院审理阶段，律师任天舒来到成都看守所，对黄晓敏突然发出莫名其妙的警告威胁恐吓诈传，表现出极不负责任，也不符合执业操守的极端行为。

 

就是这个行为和过程，黄晓敏在自由之后，给成都市司法局对科信事务所、住所律师任天舒，存在的合同违约、行为失责、道德缺失、违法违规等问题，要求成都市司法局对此进行监督调查通报。

 

经过多次交流和耐心等待，终于在11月8日，黄晓敏收到由成都市司法局律协的处理答复行政函。黄晓敏对公函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公函描述的基本事实和内容，与实际发生的过程严重不符，而且在原则性问题上彻底篡改，最后还答非所问不知所云，做出不知何意的所谓“撤销成律诉字（2015）第1210号案件”。

 

于是黄晓敏又于11月13日，来到四川省司法厅信访接待中心，再一次递交了投诉司法局的举报信，要求四川省司法厅再调查、再答复、再处理。举报信的主要内容：第一是答非所问，没有回答我提出的关键问题。第二是继续用谎言敷衍工作职责，放弃权责不负责任。第三是罔顾事实，没认真调查听取多方意见。第四是答复书的内容，出现明显的低级错误，变相在包庇和稀泥。

 

司法厅当日接待人员，从形式上态度上还是认真听取了黄晓敏的陈述和建议，也做了诚恳的答复说：“你反应的问题都是我们司法系统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会向有关领导转述和递交。在规定的日期给你答复。”

 

随后在大厅接待处，与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工作人员，就成都市司法局的答复公函，控告科兴律师所以及律师的举报信内容、证据，还有新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初步核实询问。工作人员当场答复“你再提供一些证据，可以去法院控告。法院会给你做出满意的结论。”

#习近平 时代标志着旧体制的自我终结—— #极权 的终点（一）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如果必须为当下的中国选择一个词，“黑暗”恐怕是最贴切的描述。但这并非那种充满戏剧性、清晰可辨的黑暗，而是一种缓慢沉积七十余年、层层叠压、逐级加码、最终遮蔽天空的黑暗；一种把制度僵化、经济衰退、民心衰竭、社会原子化、权力畸形扩张统统揉进时代底色里的黑暗；一种连正常发问都成奢侈，连温和的批评都被被视为冒犯，连沉默都需要技巧的黑暗。

 

然而——正因为黑暗如此深重，它本身已成极权走到终点的征兆。这不是乐观主义的幻觉，也不是“黑暗之后必有黎明”的鸡汤式宿命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判断：极权并不会在光明中崩塌，它只会在黑暗中耗尽自己。换句话说，习近平时代不是极权的复兴，而是极权逻辑被推到极限后不可逆的自我枯竭。

 

许多人误以为习近平时代的高度集权、意识形态回潮、对社会的全面压制，是极权重新焕发活力、意图重建毛式体系的表现。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并非进攻性动作，而是防御型反应，是旧体制手段耗尽后的最后挣扎，当前的深重黑暗不是“中共更强大”，而是“旧体制已经没有了退路”。

 

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连续三代的统治逻辑下，中共之所以形成所谓的黄金三十年，就是因为它始终选择“有限改革＋有限压制”的折中路线。习近平时代的转折点在于旧体制的折中路线已经走不通了。政治改革不可能，经济改革不敢做，社会改革无从谈，权力制衡不被允许。此时，全面控制就成了唯一选项。但正因为只剩下这一条路，才说明体制已经无路可走。极权不是因为自信才极权，而是因为恐惧才极端。极权的逻辑与恐惧的逻辑一样，越是缺乏安全感，越是要极端。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极权体制是在“放松”中终结的。苏联不是在勃列日涅夫的松动中瓦解，而是在他的全面僵化之后才迎来无法控制的改革；东欧不是在政治开放中崩塌，而是在长期压抑下突然出现裂缝。

 

说习近平时代标志着旧体制的自我终结，这并不意味着“体制明天就会倒塌”。历史从来不是如此浪漫。终点的真正意义是旧体制已经失去了复制自己的能力——因为一个体制的终点，不是它倒下的那一天，而是它丧失自我修复能力的那一刻。而中国的极权体制，正是在习近平时代失去了这种能力。邓小平模式无法回归，江泽民模式无法续命，胡锦涛模式无法复刻。它们维持旧体制的所有机制——增长、激励、分权、妥协、社会缓冲——都已被严重耗尽。

 

如果说 2003—2012 年间的中国仍存某种“改革惯性”，一种制度内部尚未完全僵化的自我调节机制，那么2012 年之后，这一机制开始迅速崩解。习近平时代并不是以更强的统治来延续极权模式，而是将极权推至逻辑极限，从而使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彻底枯竭。在极权统治的结构中，权力并非单纯依靠暴力维持，而是依靠一套“虚构的秩序”，某种可以被相信、被期待、可以维持希望的叙事。胡温时代的叙事是“改革没死”“法治未尽”“中国仍向世界开放”。这种叙事虽近乎虚假，却构成了数亿人心中最低限度的政治心理安全网。但习近平时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拆除了这个安全网。外部环境因强硬外交而全面逆转，内部经济因专制而断裂。这不是一个在维持体制稳定，而是一个在不断拔除体制稳定根基的统治。换言之，习近平时代是以“强化控制”之名，完成对旧体制功能性基础的自毁。

 

过去的威权体制之所以得以维系，并不依靠暴力，而依靠经济增长的合法性、技术官僚制的理性治理、社会松绑换取政治顺从这“三根支柱”。“三根支柱”在习近平时代逐一被拆掉，经济合法性失效，国进民退、中产阶层破产、企业家出逃，经济增长神话彻底破产；技术官僚被排挤，忠诚压过能力，干部体系全面逆向淘汰，政策摇摆反复、荒诞化决策成为常态；社会松绑不再存在，言论封死、教育洗脑加剧、社会组织被扫荡，连普通人的生活空间也彻底消失。旧体制靠“三条腿”站立，而习近平时代仅仅只有“忠诚”一条腿。这不是极权的成熟，而是极权的断腿自残。

 

习近平时代为了维持统治，只能不断牺牲未来换取现在、牺牲经济换取权力、牺牲社会活力换取秩序。这种统治方式不是一种“政治选择”，而是一种“生存本能”。但这种生存方式也意味着旧体制已经进入自我消耗模式。它不再能产生新的合法性，不再能制造新的社会动力，不再能积累新的增长，也不再能容忍新的利益结构。中国的政治机器不再是一个“运转的系统”，而变成一个“维持停滞的系统”。终点不是毁灭，而是制度逻辑的彻底僵死。所以我们可以说，旧体制的终点不是未来，而已经在习近平时代内部完成。

 

今天的中国当然黑暗，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空间，都进行前所未有的压制。但恰恰因为它压制得如此全面，才说明它已经失去了通过其他方式维持统治的能力。黑暗深到极点时，就说明系统已经无力遮掩光线。习近平时代的极权化，表面上是中央权力的统一与扩张，但本质上却是治理逻辑的全面失效。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需要如此紧绷；一个真正强大的体制，不需要如此用力；一个真正稳定的秩序，不需要用封堵来维持静止。习近平时代不是旧体制更强的时期，而是它最虚弱的时期。它把所有的控制手段都提前用掉，把所有的极权工具都摊在桌面上，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它不是在构建一个更强大的未来，而是在以极限方式延长一个已经失效的过去。

 

因而，习近平时代一步步地把中共推向极权统治的终点：权力回收，造成基层瘫痪；意识形态回潮，让政策脱离现实；恐惧文化升级，使官僚系统自我冻结；整肃运动常态化，使社会进入寒冬；宣传机器过载，导致国家叙事与人民经验完全背离；不只是压制改革，而是取消改革；不只是拒绝社会参与，而是拒绝社会存在；不只是限制公民，而是拒绝公民的概念本身。这是极权主义在生命周期的末端必然出现的症状。一个拒绝自我调整的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强化控制来延续生命。但控制从来不能创造合法性，它只能透支未来。它并非强大，而是虚弱到必须用极端姿态维持存在。

 

历史上所有极权灭亡前，其统治形态都有共同特征，权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集中，但效率比任何时期都更有限；社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沉默，但潜在冲突比任何时期都更激烈；意识形态比任何时期都更响亮，但信仰比任何时期都更空洞。如果把习近平时代放进去，就会发现它几乎完美符合这三条。权力的集中，达到建政以来最高；社会的恐惧，达到改革以来最强；经济动力的枯竭，达到过去四十年从未见过的程度。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强势回归”，而是“濒死前的紧绷”。

 

一个极权体制在临近终点时，不会显得混乱，而会显得“极度秩序化”，一切被控制、一切被监视、一切必须“统一思想”；不会显得崩溃，而是显得“异常稳定”，所有变量被强行冻结，政策僵死如石，官僚不敢作为；不会开放，而是全面恐慌式治理，“死死锁住所有窗口” ，对外强硬、对内收紧、对社会不信任，对未来没有叙事。因为它知道，只要给社会一点空气，过去几十年积累的一切，都可能瞬间爆发。一个时代变得如此紧绷，本身就是终点的征兆。

 

当我们说“黎明前夜”，不是指明天就会变天，而是指旧体制的死亡已不可逆转，正在接近终点。极权的终点并不总是革命，也不是政变，真正的终点往往更安静，人民在心理上放弃了它。一个政权最大的危机，不是有人反对它，而是它失去了让人民愿意相信它的能力。这是一种无声的“合法性蒸发”。当一个社会普遍沉默，不再期待、不再反抗、不再相信，这不是极权的胜利，而是统治的枯竭。它没有标志性事件，却比任何抗争更致命。

 

习近平时代的黑暗不是旧体制的复兴，而是它最后的、极限的自我压榨。它成功地切断了旧体制赖以续命的机制，拆毁了旧体制的心理基础，推动极权走向逻辑尽头。因此我们说，习近平时代标志着旧体制的自我终结——不是未来将倒下，而是已经开始死去。

“10.9”锡安教案最新进展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自“10.9”锡安教案发生以来，教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世教会的代祷支持。大家非常感恩，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许多主内肢体，带着一同受苦的心志，用祷告之手和援助之手，与大家在这逼迫风浪之中携手站立。特此，教会向大家汇报教案的最新进展，呼吁各界人士持续关注声援，同时恳请众教会弟兄姐妹为他们继续代祷守望。

 

“10.9”锡安教案发生已逾 40 天，截至2025年11月19日，有18 位牧者和同工被正式拘捕，8 位被取保候审，3 位被释放。

 

2025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锡安教会有共计 28 位牧者同工被广西北海的警方从多地押解回北海拘留。事发后不久，有 3 位被释放，3 位被取保候审（其中 1 位因身体原因未被带到北海）。

 

11 月 10 日，另有 5 位被取保候审。被取保候审的5人为：孙学传道、杨丽君师母（尹会彬牧师之妻）、图雅姊妹、黄春子姊妹、崔晓乐姊妹。

 

11 位先后被释放或取保候审的弟兄姐妹不包含锡安教会的核心教牧领袖。虽然 8 位取保候审的弟兄姐妹正在陆续回归家庭与教会，但是他们仍然行动受限，必须定期配合调查。

 

经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北海公安局银海分局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为名，向 18 位锡安教会牧者同工的家属发出了逮捕通知书。部分人员的批捕文件仍未送达，律师团队正在进一步确认后续相关的法律程序。

 

被正式批捕的 18 位弟兄姐妹目前仍然被分别拘押于北海第一看守所（女）和第二看守所（男），具体名单如下：

金明日牧师

高颖佳牧师

王林牧师

尹会彬牧师

刘桢彬牧师

林书铖牧师

王聪牧师（女）

孙聪牧师

汪中长老

刘江弟兄

魏云斐传道（女）

李盛娟姊妹

吴秋雨姊妹

战歌姊妹

朱明立姊妹

安梅姊妹

梅子姊妹

胡燕子姊妹

 

2025年11月19日，锡安教牧团发出代祷请求：

 

1，为被正式批捕的 18 位牧者与同工祷告：

2，为 8 位取保候审的弟兄姊妹祷告：

3，为被捕肢体的家属，尤其师母和孩子祷告：

4，为律师团队继续依法维权或诉讼祷告：

5，为执政掌权者能秉公执法、惩恶扬善祷告：

6，为锡安教牧团队的合一与配搭祷告：

肖春对 #泉州 相关 #警员 的违法行为提出严正控诉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福建省南安市公民肖春应聘某企业职位，遭到南安市水头派出所部分警员故意透露给企业肖春曾被判刑的信息，导致企业拒绝聘用他。近日，肖春对泉州相关警员的违法行为提出严正控告。

 

南安市水头派出所部分警员存在滥用职权、违法泄露公民个人资讯等问题。

 

警员向某企业负责人不当透露肖春先生曾因“寻衅滋事罪”服刑的信息，导致企业拒绝聘用他，对肖春的正常工作及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肖春警告该所部分警员停止做恶，勿忘孙力军、傅正华的前车之鉴。

 

据悉，肖春，1980年代出生，四川省达县籍人，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常居打工者，维权公民，人权、民主、法治理念追求者，人权捍卫者，中国曾押维权人士。

 

多年来，因其热心公义，坚持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并对构建公民社会十分投入，遂遭政府当局严密监控和强力打压，曾两次被投入监狱做奴工。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肖春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人权火炬活动，还和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制做、发放了《九评共产党》的相关资料。后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4年。

 

2020年10月18日，因在福建省厦门大学门口拉横幅呼吁释放许志永、黄琦、李怀庆、王藏、余文生、程渊、丁家喜、张展等诸多良心犯和政治犯，并宣传人权、民主与法治等理念，遂于2天后被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警方传唤、刑拘;后又被南安市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批捕; 

 

2021年8月29日获悉，其已被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秘判有期徒刑4年; 2024年10月19日，刑满释放;

 

据称，其被抓判刑期间，妻儿及家中老人均受极大牵连，生活陷入窘境，且家属探视权、通信权亦被狱方以疫情为由停止和遭拒绝。此前在福建省漳州监狱服刑。

 

出狱后的肖春仍遭非法监控，警察甚至把摄像头装到他的家门口，原因仅是肖春向政府部门申请游行。

 

2025年6月，当地警察在肖春住处家门口2米之内安装360度旋转的摄像头。照片显示，这是目前最先进的太阳能监控摄像头。

 

警察找到肖春的家人，还打电话去他上班的公司，他因此失去工作。他开朋友的车外出几天，警察几次打电话骚扰他的朋友，追问这个车到底是谁在开。

苏子明被 #北海 警方带走因教案遭 #边控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近日，锡安教会王林牧师的妻子苏子明师母发文披露其一家人的近况，王林牧师自2025年10月9日被抓后一直羁押在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因在看守所里的饮食导致消化系统失调，瘦了十来斤；苏子明师母为了2个孩子的受教育权，欲出境寻找学校，结果发现自己因教案被边控，遭到北海市公安局的限制出境。目前，苏子明师母突被北海市公安局带走传唤，理由是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2025年11月11日，锡安教会王林牧师之妻苏子明师母发出代祷信称，2025 年 10 月 9 日下午，王林失联。直至 10 月 10 日家人报警后才得知他在深圳机场被广西北海警方扣押。后经反复查找，才得知他被拘押在广西北海第二看守所，自此失去自由。至今家人也没有收到任何拘留通知书.

因着他们的信仰，因着王林牧师的身份，针对他及他们家庭的施压，这几年不断加码。从今年6月份开始，王林牧师一家被迫带着两个孩子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刚住下就被各种暗中的手段逼迫而无法继续安居。

他们租房，房东被施压；他们买房，即使合同已签定价已付，却因房东受到威胁而中止；他们给孩子找学校，每一所学校都因有关部门对学校施压而被劝退，造成孩子失学至今。如此辗转4个多月，六七个城市。直到 10 月 9 日，似乎神也觉得他们这样太疲倦，允许以这样的方式让王林暂停漂泊。

这一个月来，王林不断调整适应在里面的日子。虽然因着里面的饮食导致消化系统失调，瘦了十来斤，但感恩大家的关心守望祷告，他在里面的状态整体都好。虽然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依然有很多的默想和思考，心里有平安，也欢喜领受这杯，如同王林所说：神说与他一起微笑面对。他说这是他的份，作为妻子愿和他一同承担。

王林除了牵挂他所牧养的教会和会众，担心同样被拘押的同工，王林现在最盼望的是因着他失去人身自由能换来两个孩子的重获自由，享受教育的自由！他明白自己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陪伴孩子的成长，无法陪伴他们读经祷告，无法看着他们学习作业，无法陪伴他们嬉戏玩闹。但他希望两个孩子能不受株连，能有稳定的生活、学习，享有公民最基本的获得教育的权利、出入的自由以及信仰的自由！

因着孩子，他们最终痛苦地决定，尝试去国外给孩子找适合的学校就读。这样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挣扎，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分别，不知何时对这片土地，何时还能再见面。孩子们也已经懂事，知道爸爸因着信仰失去了自由，孩子们不以为耻，但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父亲太远，他们已经不再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能到家，只是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爸爸，孩子们渴望能有学上，能有伙伴，但他们更想能常常给爸爸写信，给爸爸画画。

然而，11 月 10 日晚，当苏子明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出境时，发现自己也因教案而被边控，理由竟也是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北海市公安局限制出境。继孩子们在国内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后，他们出国寻找学校的可能性也再次破灭。

孩子的受教育权是他们最基本的权利。中国《宪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义务教育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且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胁迫或者诱骗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此外，《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第八十三条也明确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未成年人依法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不因本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民族、种族、性别、户籍、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等受到歧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面对如此明确清晰的法律规定和权利保障，有关部门和人员熟视无睹，仍然采取各种威胁、恐吓施压、增加障碍等违法手段，公然侵犯未成年孩子的受教育权，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及权威。这是对国家施行依法治国、依宪行政基本方略和原则的公然挑衅，严重损害了有关部门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和国家形象.

作为孩子的母亲，苏子明依法有权对此违法行为提出严正控告，要求有关部门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法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

苏子明本人自 2003 年受洗信主，2007 年全职服侍至 2013 年与王林步入婚姻，婚后信主更照顾家庭和抚养孩子，让王林这个“小太阳”能够全力以赴地服侍。现在广西北海警方竟然对一个没有任何犯罪事实，依法享有人身自由的公民随意限制出境，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严重影响了他们一家的正常出境和生活。苏子明也有就此违法行为提出严正控告，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对他们一家的挂念、关心，以上就是他们一家的近况和面临的挑战。恳请大家继续为王林以及其他众位牧者同工守望，愿主在这件事上完全掌权，施行公义和怜悯，愿祂的旨意成就。也请大家继续为她和孩子代祷，求主开通达的道路，施恩看顾，也为有关部门以及这个国家代求，愿上帝的公义和拯救临到这片土地。

也借此感谢自 6 月以来她们不断辗转借宿的弟兄姐妹的家庭，感谢大家对两个孩子的接待和照顾，也为大家的平安和不受骚扰而祷告。也许她和孩子仍将继续漂泊，但在主里我们都将得享平安！

2025年11月13日，突然传出苏子明师母也被北海警方带走的消息，此举大概率是为了逼迫王林牧师认罪和就范的作法。

教会同工恳请大家特别为王林牧师的家庭祷告，他的家庭是逼迫的重点。北海警方也应该是把他作为口供突破的审讯重点。

律师再次前往大冶寻找 #尹旭安 遭推诿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近日，家属委托的2位律师再次前往湖北大冶寻找尹旭安，结果和上次寻找情况差不多，各方政府部门还是相互推诿，最后律师到了信访部门填了信访表，要求当局告之尹旭安近况，并允许家属和律师会见尹旭安。

2025年11月12日，尹旭安家人委托的两位律师又从北京去大冶继续寻找尹旭安，分别去了保安镇派出所、大冶检察院、黄石检察院等政府部门，结果和上次寻找情况差不多，各方还是互相推诿，保安镇派出所依然没有出具上次的报案回执。

律师给大冶市政法委办公室打了电话说明情况并希望领导接待，对方说会向领导汇报，律师等了半个小时没人回复，再打电话已无人接听。

律师给徐跃飞发了短信，表明身份希望见面，徐没有回复，之后再联系发现电话已被徐拉黑。

最后两位律师到信访办填了信访表，要求劫持尹旭安的责任人保安镇政法委书记徐跃飞端正工作态度，回应律师尹的近况，包括健康及关在哪里，并允许律师或家属会见尹旭安。

据悉，湖北大冶保安镇危重病人尹旭安于今年8月11日，在北京求医途中在120担架上，被湖北大冶镇党委书记刘跃飞带人非法劫持，目前下落不明，当时医护录制的抢人视频，被北京警察勒令删除。

湖北大冶警方对尹旭安实施绑架及非法羁押、不告知家属关在何处、北京警方不作为、北京120被迫删记录。

2025年10月23日，两位律师受尹旭安家属委托，到大冶保安镇寻找尹旭安。

律师在保安镇政法委、综合办问询无果后，不得已到纪检投诉保安镇政法委书记徐跃飞非法拘禁。

纪检人员说这种情况不归他们管，让去派出所报案。律师随即到保安派出所报人口失踪，派出所接警人员不认可报人口失踪并不给出具报警回执。

经过沟通，大冶督察答应会督促保安镇派出所出具报警回执，当律师返回派出所，值班警察躲着不见，之前答应给予回复的派出所领导也以外出开会名义无法见到。

吴莉律师发文表示：“我们很是担心，不知尹旭安人在哪，他是否获得了有效医治，他是否平安，但愿他没有遭罪。”

尹旭安在这次被绑架前曾录制控诉视频：他在出狱仅14天后即因要求治病而被强迫失踪，秘密关押到大冶市第四医院长达490天，期间遭受非人虐待。

据称，广州方面已严令陈姓律师，不得再介入尹旭安被强迫失踪案。

公开资料显示，尹旭安，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人，人权捍卫者。

早年因离婚纠纷被法院枉法裁判而上访，后在维权过程中多次遭到打压和迫害。其后开始更多关注民主公益维权事业。

2021年7月21日，尹旭安被大冶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刑期至2023年11月22日止。

2022年6月，狱中尹旭安因病住进大冶中医院，被医生诊断为：多发性脑梗死、脑白质病、脑积水、高血压3级（极高危）、肾结石、肾动脉狭窄、胆囊结石伴胆囊炎、肺结节病等多种疾病。在狱期间多次传出病危消息。

2023年11月22日，尹旭安刑满出狱。当日，尹旭安被强行送回湖北大冶老家后被多人监控看守，其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出门看病不被当局允许。

尹旭安在向外发声后，当局曾将他送到保安镇医院住院，但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尹旭安的父亲在得知后提出要去医院看望，却遭当局拒绝.

2023年12月5日，在尹旭安的要求下，当日下午14：40分，看守人员带班黄劲松带医生到家给尹旭安量了血压，平均为高低压270/170。医生在为尹旭安检查病情后，没有开药就走了。

当时在场人员有尹旭安的父亲，另一个看守人员小石。当天，尹旭安将血压检查结果告知了朋友，随后被当局强迫失踪。

2025年4月8日，尹旭安在被关押490天后被释放回家，其经历用四个字“生不如死”来形容。其家人表示，他的身体特别差，只能说出来了，活着。

尹旭安表示，自己现在暂时不便向外界发声，方便时再写经历。现在他主要是休养和治病。

因多次和大冶国保及当地政府负责官员申请到京治病不被允许，最近因自己病情严重，尹旭安于2025年7月28日，带着当地三甲医院出具的转诊单（转北京阜外医院）到京治病，结果在北京西站出站时被数个不明身份人员拦截，随后被大冶市公安局副局长石锐和大冶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陈敦尧带队，由尹旭安所在村人员陪同（据说出车费一万多元），连夜包了一辆坐满十四人的商务车，将尹旭安劫持回大冶。

2025年8月10日，尹旭安突破层层障碍再次到京准备治病，临时住在北京朋友家，准备第二天即8月11日到北京阜外医院就医。

8月11日早上，有数个不明人员到其朋友家粗暴敲门，朋友质问是谁，对方说不用管他们是谁，一再问尹旭安是否在这。

在拍下来人的照片后，经尹旭安确认，穿白衣者为大冶市保安镇（尹旭安所在镇）信访办人员，黑衣者没见过。

与此同时，大冶市保安镇金塘村长兼村支书尹青松给尹旭安发微信说：“托你的福，上次（指7.28强行将尹旭安带回）到北京没有待2个小时，你现在出来做导游，带我玩一下！”

当时在面临再次被绑架的危险时，尹旭安录下了四段视频讲述了自己曾被迫害的经过。

8月11日傍晚，大冶市保安镇政法委书记徐跃飞隔着尹旭安朋友家的窗户对尹旭安说：“选择在哪看病是公民的权利，他们（政府部门）不会做劫持人的事情。”

在得到这样的承诺后，尹旭安的朋友电话叫了一辆120救护车，120过来将尹旭安抬下楼，准备放到救护车上的时候，在楼下守候的大冶市保安镇信访办人员（白衣和黑衣男子）死死拉住尹旭安朋友的手臂，其他人员则蜂拥而上将尹旭安劫持带走，目前尹旭安下落不明。

据了解，劫持尹旭安的带队人员是保安镇政法委书记徐跃飞（电话13092759825），以及大冶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陈敦尧（电话19971218226  13597618199）

谭兵林被关押三年首次获 #律师会见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近日，广州范律师前往监狱会见了被关押三年的谭兵林，其身体消瘦但精神状态良好。

应谭兵林本人意愿，由其家属委托的（由谭本人指定的）广州范律师近日在监狱会见到谭，准备为其进行申诉，这也是谭被关押三年首次见到自己委托的律师。

谭虽然身体消瘦，但精神状态积极乐观，他对一直关注他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2022年6月29日，谭兵林因父母被强行接种新冠疫苗【小编推荐:显微镜学家发表对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到村委会进行举牌抗议，立遭衡阳市祁东县警方抓捕，随后失联；同天其家被查抄，其个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被一并抄走；

2022年6月30日晚，其父母被带到派岀所分别做笔录到很晚，内容涉及其父母被接种新冠疫苗后，谭兵林到村委会举牌的具体细节。

2022年7月1日，其父获悉，谭兵林已于被抓当天被祁东县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2022年7月27日上午，廖耀中律师接受家属委托后，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谭兵林被拒。

2022年8月24日，谭兵林被祁东县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羁押在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看守所。

2023年1月底，谭兵林的案件已到法院阶段。此前，范标文律师曾多次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谭兵林，均遭拒绝。

谭兵林的父亲谭敦云对这种久押不判不放的情况非常气愤，谭父说他自己委托的律师一直不被允许会见谭，后来由当地“官员”给他家指派了一位律师。

谭父称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但依然无法退休，生病也不敢去医院，他认为儿子没有做错什么。此前谭兵林曾公开呼吁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及平等养老，并穿着印有这些标语的T恤拍照发到网上。不知道法院会不会以此做为谭兵林的“犯罪证据”.

2023年6月底，谭兵林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已经开庭，但在还没判决结果的情况下被转移它处，至于转到何处，家属表示不清楚。

据悉，谭兵林是湖南省祁东县人，曾参与推动教育平权运动、倡导俗称“三免”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多年来一直做义工参与为良心犯送饭、呼吁等公益活动。

#人权捍卫者 #沈爱斌 因帮助 #访民 再次被 #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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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维权人士在锡山区东亭派出所遭警察殴打后抄家，现又遭刑事拘留，涉嫌罪名寻衅滋事。

 

2025年10月31日，多次参与救助的异议人士沈爱斌，被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以涉嫌“”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无锡市。

 

10月27日下午，沈爱斌在陪同访民浦兴娣前往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东亭派出所索要传唤证时，被警察殴打致伤并送医。10月30日下午，无锡公安突然对沈的住所进行抄查，并将他强行抓走刑拘。

 

沈爱斌，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江苏省无锡人，退伍军人，原中共党员，曾任无锡市锡山区城管局大队长，后成为公民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因维护自身权益以及多次参与营救访民的行动，他多次被捕入狱。

 

2013年6月23日，沈爱斌与丁红芬、沈果冬等20余人发起营救被非法关押访民的行动，在无锡东郊宾馆救出5名被关押者。三天后，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2014年11月27日，无锡市滨湖区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服刑期间，沈曾多次遭受酷刑。

 

2016年4月13日，沈因持续维权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37天，后转为。同年8月23日，G20峰会前夕，警方以“维稳”为由对其行政拘留10天，期满后又以“寻衅滋事罪”刑拘。2017年5月27日，滨湖区法院以同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

 

2021年6月24日，沈再度被无锡市梁溪区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刑拘，7月24日取保候审。

 

2022年3月6日，因关注江阴访民毛黎惠在中被迫害致死事件，沈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后被宜兴警方以同罪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23年9月20日，沈爱斌被判刑3年，于2025年4月30日刑满获释。

 

刑满释放后的沈爱斌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也无工作，面临生存困难。

 

2025年6月30日，沈爱斌前往南京维权申冤，随后被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带回地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处予行政拘留15天。

 

7月19日，沈爱斌拘留期满获释。据其称，在派出所被扣押限制人身自由期间，遭到虐待不给饭吃。

 

9月3日，沈爱斌在无故遭警察骚扰和殴打后维权未果。自录视频被网友在境外发布后，警察受理了“其被警察殴打”的案件，但警察处理蛮横，并且沈爱斌因视频被转发到境外而遭到警察的训诫。

 

9月4日上午11:10分，沈爱斌发现自己的微信群功能被封了。

 

9月11日，沈爱斌再次自录视频讲述了他在警察局的遭遇。其称自己遭遇了不公平待遇，虽依法在南京各法律部门寻求解决途径，但问题却陷入重新空转、被“踢皮球”甚至遭遇程序终结的困境。

 

9月22日，沈爱斌来到中央第五位于南京京西宾馆的办公地，此次沈爱斌仍然反映他遭遇无锡黑恶司法败类枉法判刑3次，原因只是因为他给维权人员提供法律帮助，遭遇了无锡公检法赤裸裸的枉法判刑3次，以及他遭遇了超强电磁辐射，被滥用刑事手段维稳，封锁其人脉和经济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破坏行为。

 

此次是沈爱斌第四次向中央巡视组反映他的遭遇。9月24日，沈爱斌被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以“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处于行政拘留10天。执行期限为2025年9月24日至2025年10月4日。

 

10月27日，沈爱斌在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东亭派出所，帮助访民浦兴娣索要传唤证时，遭警察暴力殴打至入院抢救治疗。

 

经医院诊断确诊沈爱斌鼻梁骨折变形（院方要求周三五官科会诊），头部外伤。10月28日，其自述感到头晕、恶心、呕吐。

 

10月30日下午时分，沈爱斌的家被江苏无锡公安强行上门查抄。

 

10月31日， 沈爱斌被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原文链接：#人权捍卫者 #沈爱斌 因帮助 #访民 再次被 #刑拘 - 中国人权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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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 手段的残忍让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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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5·25专案”致人死亡事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执法恶性案件。2022年7月，33岁的暴钦瑞涉嫌被新乐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一家宾馆被“指居”期间，遭受长时间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等突发不适送医死亡。当年与暴钦瑞一起被“指居”的一共10人，9人遭受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暴钦瑞死亡之后，11名涉案警务人员被提起公诉。2025年9月底法院分别作出刑事判决。其中10名被告人已提出上诉。民警上诉称“奉命行事”，法院驳回：未发现上级指令证据，个人需担刑责，案件未终审。该案引发舆论对执法规范化的质疑，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的问题，手段的残忍让人窒息…… 公众质疑：主犯最高判16年是否过轻？本案刑罚引发“司法特权庇护”担忧。暴钦瑞案以生命代价撕开刑讯逼供的罪恶链条，暴露执法权滥用的系统性风险，其判决成为近年罕见追责执法者的标志性案件。然而，二审结果将检验司法能否突破“内部保护”惯性，以法律威严告慰逝者。 唯有将嵌入每一执法环节，方能避免悲剧重演。

 

此类案件并非孤例

 

河北近年曾发生邯郸齐亚博案、杨立国涉黑案等多起刑讯逼供争议事件。

 

河南“假中纪委领导”案（2023年宣判）。2016年，司法厅原厅长王文海指使8名狱警假冒“中纪委领导”，对在押犯实施约束床禁锢、强光灯照射、棍棒殴打等逼供手段。

 

近5年曝光的刑讯案中，72%发生在“指居”场所。2019年至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司法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中，刑讯逼供罪123人，占5.4%。

 

事件脉络

 

2022年7月7日凌晨，石家庄市公安局组织新乐市公安局、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等“5·25专案组”民警，以涉嫌为由将暴记忠、暴继业、暴彦强、暴钦瑞、暴继涛、高爱立等人抓捕到案后在新乐宾馆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此案源于2022年3月的一起举报，暴家父子及其兄弟等9人被指控存在寻衅滋事，等活动，石家庄公安局以此成立了“5·25”专案组，由裕华分局、新乐公安局联合办案。

 

7月19日晚，在指居点，暴继业偶然听到保安低声议论，“完蛋，电呲了”。直到4天后，暴继业才从新乐公安局刑警队民警处获悉，他的儿子暴钦瑞死了。暴钦瑞死亡后，案件陷入停滞，同案人相继被取保候审，不久后，被全部解除取保候审，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受害者：同案10人中9人遭刑讯，其叔暴纪涛肋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

 

搜狐新闻：当年参与审讯的专案组警员，分别来自新乐市公安局和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新乐警方带队的是年近四旬的“老警察”张旭光——虽然只是事业编制职员，但他审讯经验丰富；裕华警方带队的，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耿春远。

 

专案组有多名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民警。据他们后来供述，开始的两三天，张旭光带着他们分别对嫌疑人进行集体审讯，通过“示范”让年轻民警知道如何“上手段”，比如扇耳光，拿烟头烫脚趾，用PVC管、镐把打脚心，以及“开飞机”——将嫌疑人固定在铁椅上，双手反铐至背后，审讯人员从其身后抓住双手向上抬，使其身体呈“飞机”姿势而产生剧烈疼痛。

 

据辅警马帅供述，张旭光还安排他到外面制作了一个铁笼子。他根据张旭光画的图纸，去废品收购站买了几十根，再到加工厂焊接成一个铁笼——宽七八十厘米、高约一米七，一面开门，底部是一整块钢板，下面有四个轮子。暴韶瑞、暴钦瑞先后被吊铁笼——戴着手铐的双手吊在铁笼顶部，双脚踮着勉强碰到笼底。更令人害怕的是电击。老式手摇电话机的两根电线分别夹缠在左右手，审讯人员用手摇动电话机产生电流。据多名涉案民警供述，电击嫌疑人时，他们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抖动、扭曲，表情痛苦。

 

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涉案被告人对嫌疑人进行审讯时，实施了殴打、电击、吊铁笼等刑讯逼供手段，使用的工具包括手摇电话机、PVC管、镐柄、铁椅、铁笼等。有被告人还被以侮辱性手段逼取口供。据此前报道，民警任力鹏曾使用手摇电话机电击暴继业的生殖器，暴继业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了这点：“他还让我跪在卫生间地上，张开嘴，掏出生殖器对着我的嘴撒尿，还让我舔他的屁眼。”

 

受审期间遭到殴打、电击、吊铁笼的暴钦瑞，在被“指居”12天后死亡。当时专案组如何“善后”？参与刑讯逼供的唯一辅警马帅后来供述，暴钦瑞死亡几个小时后，他根据张旭光的安排，把宾馆监控录像设备中的两块硬盘拆下来，后来又把铁椅、铁笼等刑具藏匿起来。

 

督导“5·25”专案的胡伟——时任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在事发后赶到新乐宾馆，与张旭光、耿春远召集专案组民警开会。对于暴钦瑞死亡一事，他要求办案民警对外保密，解散工作微信群，清理办案记录。为应对检察机关调查，张旭光还让他们进行模拟审讯。后来在法庭上，多名涉案民警承认事发后建立“攻守同盟”，以规避责任。

 

暴钦瑞死亡三天后，仍在宾馆“指居”的暴继业，被警方相关负责人告知其儿子“突发疾病去世”。一个多月后的2022年9月，暴继业、暴记忠等9人被新乐市公安局取保候审，次年6月被解除取保候审。警方文书载明了解除取保的理由：“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暴钦瑞死亡一年后，2023年9月，此案被南方周末披露。

 

2023年底，石家庄“5·25”专案组的11名成员由保定异地管辖，并被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监视居住。2024年初，相关人员分别以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逮捕。此案被分案处理，新乐市公安局所属8名警察由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石家庄公安局裕华区分局的3名警察由保定市望都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5年9月28日，保定市莲池区法院、望都县法院分别作出刑事判决。

 

1、张旭光，新乐市公安局事业编职员，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有期徒刑16年。

 

2、邢子超等4人新乐市公安局民警，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各）有期徒刑6年。

 

3、马林炫，新乐市公安局民警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5年。

 

4、耿春远，裕华分局刑警副大队长刑讯逼供罪有期徒刑3年。

5、其余5人新乐市公安局民警/辅警 刑讯逼供罪 1年9个月-2年。

 

10名被告上诉称“受上级指令”，法院驳回：未发现指令证据，个人需担责。

 

网友评论

 

@hero_胡：应该按谋杀来起诉。

 

@康菲1413：这不都影视剧里白色恐怖的审讯桥段么？

 

@云上轻时光：这手段厉害，不知道以为黑社会呢。

 

@Macchiato—–：看了再看，居然发生在2022年，恍惚中确认了一下今年是2025年，不得不说这是片神奇的土地…

 

@吉吉吉桔子：这个职业的人看得太多人性黑暗面了，能保持初心的没几个。

 

逍遥刘杰：看了判决书，分了两个案件，简直毫无人性，发人深省， 对知法犯法的公职人员，必须严惩追责，才能警钟长鸣！ 

 

@四十惑还是不惑的微博：这些变态狂，应该以反人类罪被审判！！

 

@bxhlywzzcr：处罚过轻，犯罪成本太低。

 

@以明虚白：知法犯法，不配为人。 必须严惩！！！

 

米格战斗飞机联合体：警察是执法者，是工作人员，他们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守法合规矩，如果他们的行为都不合法，那谁还能守护法律的公正。警察也只是一份工作，不能因为工作。而不遵守相关的法规，把自己装到里面去了。普通警察刑讯逼供到底是在为谁做嫁衣？为谁替谁背锅。而且这个案件里面还有一名主犯，说的是用非常肮脏的手段淫秽的手段来套取口供，我觉得他应该再加上一条强制猥亵罪。

 

皇城根下刀笔吏：指定监视居住，大概是刑事案件流程中，最暗黑的环节。公安办案时，一般是先拘传，再拘留，接着是检察院批捕。由于据传、拘留、批捕后的场所，在公安的场所内或者内，一般会受到一些规范性约束。比如，要有同步录音录像等。

 

但是，指定监视居住的话，则出了公安的法定场所，比如在外边的酒店或宾馆。在酒店或宾馆房间内，不一定有同步录音录像。或者换句话说，一般都没有同步录音录像。于是，有些公安办案人员便放飞自我，为了逼口供而开始搞刑讯逼供。

 

像在这个案例中，便是把人给搞死了。这个环节，比较暗黑。因为这是一个被搞死的案例，属于“玩脱”了，被闹到了媒体上。还有一些案例，当事人承受不住刑讯逼供，认罪了。在这些案例中，相当于公安办案人员成功的拿到了口供证据，没“玩脱”，接下来便可以移交到检察院，开始走刑事定罪流程。但如果其中某个当事人是被冤枉的，违心承认了一些话，则一旦形成口供，后期想要再翻案，很难。

 

警察权，是决定法治是否良好的最重要因素。因为警察权很大。在整个三家单位中，以及对应的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三个权力中，警察权是最大的，且警察权是守法程度最低的。你只要接触过几个刑事案件，便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警察拥有合法伤害他人、限制或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权力。如果不对警察权进行流程和事务上的详细约束和规范，则警察权会不断扩张，并侵蚀公民社会的基本权利。

 

在人人无法离开手机，以及遍布“天眼”的时代，在警方的办案手段面前，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透明的。我们已然接近透明，且公检法三家存在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我们不应该让警察权进行更多的扩张。

 

警察权是否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规范和约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是否健全的最重要因素。

 

张洲：指居和留置一样，即“在非羁押场所”的羁押。以前说过一嘴，这是因为早些年我干法制记者的时候是亲眼见过的，这个11人被判刑的案件里，图1的“侮辱性手段”其实是种震慑，诸如进门就抽几个大嘴巴，强制蹲着受审，即便是小小的“让你脱了袜子”也是告诉你这里不讲法了，这里可以无所不尽其极，这里可以让你脱袜子并呵斥“让你脱你就脱，废TM什么话？让你脱自有让你脱的道理，CNM的”——被指居或留置的人一般都是高阶人士，在外面受几十几十年追捧的人，到处都是鲜花掌声和起立，坐主座的人。当你面对“不然为什么把你弄这来你心里没个逼数吗？就是因为在正规羁押场所没法弄你，明白不？”，心理层面就被摧毁了，这种上下反差极大极强，可能抽你大嘴巴的人在刚刚的车上还对你客客气气恭恭敬敬，但从进了门锁上门那一刻起，你就浑然天地两番滋味了。

 

话说这个案子，最恐怖的地方不是电话机电生殖器，也不是PVC管子打，而是那个‘70公分四边+不足一米七高的螺纹钢铁笼子’，乍一看这有啥，它很容易被忽视掉，然而，让你在里头呆两天你就能深深领会这个恐怖了，死不了伤不到，但你站不直坐不下也蹲不了更别说躺了，各处都是硬度爆棚的螺纹钢硌着你皮肉，硌哪儿都疼（放心，不会让你穿厚棉裤的），这将导致你无法睡觉，以非常难受近乎扎马步的姿势48小时。铁人也给你熬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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